国际学界的文化经济学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文化作用：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个体行为。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　《1979年及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指出其成功主要取决于当地系列文化价值观。卡恩挑战了马克斯·韦伯认为的“儒教不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动力”的观点。

　　黎教授论述了利己和利他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已开始将利他行为纳入研究范畴，心理学、生物学中的“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等被用来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他主义者会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增加团体互动的利益，这样内部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或许是亚洲许多家族企业长盛不衰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的优秀企业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企业管理实践，其中蕴藏着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丰富土壤。对这个命题，黎教授从理论层面，茅总从实践层面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儒家理念，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形成中外融通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我认为是一种文化自信。过去二千年中，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曾对现代经济学形成影响，如日本式管理模式、美国罗斯福新政、里根主义经济思想，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人应该且有能力再度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方案!

　　嘉宾对话

　　如何做到“义以生利”?

　　儒家治理包含德治和法治，教化为先能减少小错误

　　茅忠群：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既需要长期效率，也需要短期效率。从您30多年的研究来看，这两者是否矛盾？　如何结合？

　　黎红雷：这两种效率是客观存在的。短期效率是长期效率的基础，长期效率是由N个短期效率组成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据我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家创业史基本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体工商户，在创业阶段，为了个人生存、家庭温饱，不少企业家无法不考虑短期效率；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主，拥有了几百或上千雇员，就要考虑短、中、长期效率了；第三阶段，像你们方太有一万多员工时，就要考虑做“伟大的企业”了。而长期效率也要通过若干个中期、短期来分解和逐步完成，是吧？

　　茅忠群：是的。后人在总结古代国家管理经验时有“阳儒阴法”之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的经验。微至企业的治理，巨及国家的治理，核心思想应该一以贯之，反之，在企业里会形成两张皮，难见长久效果。所以我的以儒御法其实就是儒家思想，完整的儒家管理包含了“德、礼、政、刑”，不仅有德治，还含有法治。

　　黎红雷：确实，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管理者只靠善心不能治理政治，尽管孟子很强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法律是拿来管人的，如果人的良心坏了，什么法都没用。所以儒家看透了这点。那你是怎么德法结合的呢？

　　茅忠群：方太把员工的错误行为分成了　ABC三类。学习儒家文化在公司推广开后，我首先取消了C类错误比如迟到等的罚款，改为主管与其谈话。四年监测数据上看，C类错误违反者每年下降一半，体现儒家的长期效率。但犯了最严重的A类错误，还是立即开除。既通过教育让员工不想犯错误，又通过严厉的处罚让员工不敢犯错误，把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有效结合了。

　　斯密过高看好经济人的理性，“利己必利他”假设有漏洞

　　茅忠群：稻盛和夫在“利他之心”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利他之心是否是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良药？　斯密哲学中也有利他思想，但为何出现了危机？

　　黎红雷：斯密把人看成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这是理论的缺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塞勒已经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塞勒试图堵上亚当·斯密的漏洞。

　　茅忠群：所以，不能仅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要加上严格的法律去限制损人的行为，同时加强道德教化，再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合理的干预、调节，因此需要“四只手”协同发挥作用。

　　黎红雷：法律法规是政府调控的工具。对宏观的市场经济来说，第一是市场调节，第二是政府调控，第三是社会文化的调整。社会文化包括道德信仰，在西方由教会完成，我们引进市场经济，却无法引进其整体的文化，这方面在中国要由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来承担。从微观来看，企业有三个发展驱动力———利益驱动、机制驱动、心性驱动，企业心性的体现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你怎么看？

　　社会文化调整中的企业教化能使“义以生利”成为现实

　　茅忠群：企业的教化作用很重要，这也是我不遗余力连续近十年推动儒学熏化全覆盖的动力。如何用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　其实就是“义利合一”。义，对应传统文化，利，就是经济效率，内涵也非常丰富。一种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另一种“义以生利”更高一层，你尽管去做合乎道义之事，利就在其中。《大学》　结尾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方太之前的管理是非常西化的，在2008年开始导入传统文化，如何两者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　我摸索出五个总纲，第一中西合璧，不能两张皮。第二是仁义经营，就是对顾客、员工要仁至义尽，假如产品和服务能够让顾客12分地安心，还用每天去计算利润吗？　第三是品德领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就含有效率吗？　第四个是德法管理，教化不太可能对100%的人有效，对10%的无效就用后面的政和刑。第五个是领导修炼，对中国文化土壤上从事管理活动的领导人要求必然比西方要高，就一定要修炼。

　　伟大的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如何在经济安人同时导人向善

　　刚才黎教授肯定我要做“伟大的企业”，2014年，我就开始思考。西方认为企业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东方文化认为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前者当然要满足并创造顾客的需要，但作为后者就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导人向善。

　　所以，我得出伟大企业的四个特征叫“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这是公司未来十年的新愿景。

　　我将2007-2016年销售和利润的数据分成导入传统文化前后的两个五年，前五年年均销售增长率是20.3%，后五年是28.8%，增长了8.5个点；前五年的利润率是8.44%，后五年是14.33%，增加了将近6个点。所以，我深深地感受到古圣先贤说的“义利合一、义以生利”并没有骗我们，完全是正确的！（本版摄影 傅国林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