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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红雷:整合利己、利他,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

2017-11-10 09:44:28

  国际学界的文化经济学主要从两个维度考量文化作用:宏观经济绩效和微观个体行为。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 《1979年及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指出其成功主要取决于当地系列文化价值观。卡恩挑战了马克斯·韦伯认为的“儒教不利于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动力”的观点。

  黎教授论述了利己和利他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已开始将利他行为纳入研究范畴,心理学、生物学中的“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等被用来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他主义者会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增加团体互动的利益,这样内部有利他主义成员的家庭就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或许是亚洲许多家族企业长盛不衰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的优秀企业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企业管理实践,其中蕴藏着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丰富土壤。对这个命题,黎教授从理论层面,茅总从实践层面给出的答案是坚持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儒家理念,以儒学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形成中外融通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我认为是一种文化自信。过去二千年中,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曾对现代经济学形成影响,如日本式管理模式、美国罗斯福新政、里根主义经济思想,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中国人应该且有能力再度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方案!

  嘉宾对话

  如何做到“义以生利”?

  儒家治理包含德治和法治,教化为先能减少小错误

  茅忠群: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既需要长期效率,也需要短期效率。从您30多年的研究来看,这两者是否矛盾? 如何结合?

  黎红雷:这两种效率是客观存在的。短期效率是长期效率的基础,长期效率是由N个短期效率组成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据我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家创业史基本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体工商户,在创业阶段,为了个人生存、家庭温饱,不少企业家无法不考虑短期效率;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主,拥有了几百或上千雇员,就要考虑短、中、长期效率了;第三阶段,像你们方太有一万多员工时,就要考虑做“伟大的企业”了。而长期效率也要通过若干个中期、短期来分解和逐步完成,是吧?

  茅忠群:是的。后人在总结古代国家管理经验时有“阳儒阴法”之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的经验。微至企业的治理,巨及国家的治理,核心思想应该一以贯之,反之,在企业里会形成两张皮,难见长久效果。所以我的以儒御法其实就是儒家思想,完整的儒家管理包含了“德、礼、政、刑”,不仅有德治,还含有法治。

  黎红雷:确实,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管理者只靠善心不能治理政治,尽管孟子很强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法律是拿来管人的,如果人的良心坏了,什么法都没用。所以儒家看透了这点。那你是怎么德法结合的呢?

  茅忠群:方太把员工的错误行为分成了 ABC三类。学习儒家文化在公司推广开后,我首先取消了C类错误比如迟到等的罚款,改为主管与其谈话。四年监测数据上看,C类错误违反者每年下降一半,体现儒家的长期效率。但犯了最严重的A类错误,还是立即开除。既通过教育让员工不想犯错误,又通过严厉的处罚让员工不敢犯错误,把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有效结合了。

  斯密过高看好经济人的理性,“利己必利他”假设有漏洞

  茅忠群:稻盛和夫在“利他之心”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利他之心是否是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良药? 斯密哲学中也有利他思想,但为何出现了危机?

  黎红雷:斯密把人看成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这是理论的缺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塞勒已经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塞勒试图堵上亚当·斯密的漏洞。

  茅忠群:所以,不能仅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要加上严格的法律去限制损人的行为,同时加强道德教化,再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合理的干预、调节,因此需要“四只手”协同发挥作用。

  黎红雷:法律法规是政府调控的工具。对宏观的市场经济来说,第一是市场调节,第二是政府调控,第三是社会文化的调整。社会文化包括道德信仰,在西方由教会完成,我们引进市场经济,却无法引进其整体的文化,这方面在中国要由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来承担。从微观来看,企业有三个发展驱动力———利益驱动、机制驱动、心性驱动,企业心性的体现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你怎么看?

  社会文化调整中的企业教化能使“义以生利”成为现实

  茅忠群:企业的教化作用很重要,这也是我不遗余力连续近十年推动儒学熏化全覆盖的动力。如何用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 其实就是“义利合一”。义,对应传统文化,利,就是经济效率,内涵也非常丰富。一种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另一种“义以生利”更高一层,你尽管去做合乎道义之事,利就在其中。《大学》 结尾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方太之前的管理是非常西化的,在2008年开始导入传统文化,如何两者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 我摸索出五个总纲,第一中西合璧,不能两张皮。第二是仁义经营,就是对顾客、员工要仁至义尽,假如产品和服务能够让顾客12分地安心,还用每天去计算利润吗? 第三是品德领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就含有效率吗? 第四个是德法管理,教化不太可能对100%的人有效,对10%的无效就用后面的政和刑。第五个是领导修炼,对中国文化土壤上从事管理活动的领导人要求必然比西方要高,就一定要修炼。

  伟大的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如何在经济安人同时导人向善

  刚才黎教授肯定我要做“伟大的企业”,2014年,我就开始思考。西方认为企业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东方文化认为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前者当然要满足并创造顾客的需要,但作为后者就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导人向善。

  所以,我得出伟大企业的四个特征叫“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这是公司未来十年的新愿景。

  我将2007-2016年销售和利润的数据分成导入传统文化前后的两个五年,前五年年均销售增长率是20.3%,后五年是28.8%,增长了8.5个点;前五年的利润率是8.44%,后五年是14.33%,增加了将近6个点。所以,我深深地感受到古圣先贤说的“义利合一、义以生利”并没有骗我们,完全是正确的!(本版摄影 傅国林 金梦参与本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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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编辑:牛文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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