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与父亲钱均夫在上海家中（右二起：钱均夫、钱学森、钱学森夫人蒋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56年，钱学森一家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安家（图中小男孩为钱永刚）

　　近来，家风类节目《儿行千里》如春风化雨般，讲述了一个个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引起了网络热议。其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深情追忆了父亲生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家风家训对钱氏几代人为人处事的影响。

　　8年前，钱学森先生在北京逝世。斯人远去，精神长存。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永刚与记者面对面。通过他的回忆，作为人民科学家、优秀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在工作、生活中的更多面，得以一一呈现。

　　钱永刚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之子。生于1948年，高级工程师、兼职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电报之谜

　　1955年9月17日，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由美国旧金山启程前往香港，踏上了归国之路。

　　当时我只有7岁，对父母所说的回国其实毫无概念。对于那段路程的艰险，若不是长大之后研究父亲的生平、重新去探寻那段历史，可能我不会知道，原来一个人要回国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经历这么多的艰辛。

　　父亲那辈人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不会向晚辈吹嘘自己经历过的惊心动魄和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辉事迹。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做过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得到过多少奖项和勋章，都已经过去了，不必多言。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一家人在船上一开始住的是三等舱。一个房间里有两个双人铺，我们家占两张床位，我和妹妹睡在上铺，父亲和母亲睡在下铺。房间内空间很小，放了行李之后，别人给我们送行时送的花篮就摆不下了，只好放到走廊外面。结果还把船员引来了，他对我们说，这样放不行，把别人的路都堵住了。

　　不过，没过几天我们就“搬家”到了一等舱，住进了套间。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得知我们一家住在三等舱后找了船长，说：“你们怎么能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所以，当轮船抵达夏威夷时，船长就把我们请到了一等舱。

　　回国的路上一共“漂”了21天，途经美国、日本、菲律宾，停了好几站。别的乘客都趁机下船走动走动，可我们全家只在夏威夷下过船，其余时间都没离开船舱。因我父亲收到了一封祖父发来的电报，内容很短，关照我们“沿岸切勿下船”。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母亲照做了。有意思的是，等我母亲来到上海，向祖父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他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个秘密直到我父亲回国50年之后才有了答案。那时，钱学森图书馆还在筹建之中，正逢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我们就去档案馆里看，居然找到了这封电报的底稿。电报上先是写了中文，下面是英文翻译，措辞跟我们在船上收到的一字不差。原来，是外交部惦念我父亲的安全，害怕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以祖父之名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后来，当我把复印件拿回家给我母亲看过之后，老太太心里的谜才彻底解开。

　　现在想来，从在旧金山上岸到踏入深圳罗湖，父亲母亲应该始终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即便如此，这趟旅途依然留下了愉快的记忆。

　　比如在海上，我人生中第一次度过了国庆节。那时“十一”将至，同行的中国人连大人带小孩共40个，大家自发地想要庆祝国庆。于是，各家出一个表演节目，再炒几个中国菜，围在一块儿很是热闹。我们家就派出我母亲弹钢琴伴奏，我和妹妹一起唱歌。那次表演的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

　　饭后书房“进不得”

　　父亲有句名言：“虽然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生活上，他一生信奉一个“俭”字。只要衣服够穿、不冻着，食品管饱、不饿着，他就不再追求温饱以外的其他东西。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我和妹妹。

　　在我们家从没什么娇生惯养的行为。比如在吃饭的问题上，大人给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无故绝对不允许挑食。父母讲得很清楚，只要是熟的、热的，就可以吃；但是如果没弄熟，我们才可以提出意见，说自己嚼不动、吃不了。不论是回国前还是回国后，都是如此，不曾改变。

　　刚刚回国的时候，生活环境陡然发生变化，我和妹妹起初都有些怯生生的。好比说第一次在中国喝牛奶，我们就不太习惯。

　　以前在美国，我们喝的都是纸盒装的冷牛奶，但当时在国内没这个条件，别人照顾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来一玻璃瓶的热牛奶。我和妹妹那时还很小，个子不高，就一起杵在那儿，一边看着桌上的牛奶，一边用英语窃窃私语说：“这牛奶怎么是热的，该不是假的吧。”

　　父亲听到之后，只说了一句：“觉得牛奶热，那就晾晾，凉了就可以喝了。”

　　直到后来我自己出国留学，看到别人这个不适应、那个不习惯，非要在美国提出喝粥、吃馒头的要求时，我打心底里看不惯。我想，这些人的身子板儿怎么这样啊，多吃几次不就习惯了吗？那个时候，我才更深刻理解、甚至是感谢父亲，从小培养我们的适应能力。

　　对吃喝不讲究的父亲，却对个人的阅读时间“锱铢必较”。

　　父亲爱看书是出名的。他不爱留在办公室加班，通常晚饭后“闭门不出”，独自在书房阅读，生活极其规律。这样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

　　为了保证不被打扰，他和警卫员说好，“凡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都你接，没有特殊情况一律明天上班处理。若有紧急事件，你再上楼来叫我。”对于那些贸贸然的打扰，父亲会严厉地批评，让别人分清轻重缓急。所以，我和妹妹从小就知道，要和父亲交流就趁吃早餐或是晚餐的时候讲，饭后的书房是“进不得”的。

　　在那个年代，很多科技工作者和父亲一样都面临着很大压力，工作非常辛苦，不少人到了晚年积劳成疾。父亲的身子骨却一直很硬朗。我想，这也许跟他早年规律工作、严格控制作息有关。

　　“没必要全拿满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在工作上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所以不会像其他家长一样事无巨细地关心我的点点滴滴，也很少来帮我解决什么实际困难。但是，在我困惑和沮丧的时候，他的寥寥数语却总能向我传达一些观念，引导着我前进。

　　刚上初一的时候，老师看我在课堂上很喜欢“卖弄小聪明”、抢着答别人不会做的题，就帮我报了北京市初中数学竞赛的预选赛。结果成绩一出来，我只考了30多分。自打上学以来，我从没受过这种打击，所以相当沮丧。

　　在餐桌上，父亲看出了我的情绪，向我询问。我当时很不服气，就说，考我我没意见，但出的题有初二、初三的还没学过的内容，这算什么？父亲听罢，笑了，“本想告诉你，去不去参加数学竞赛没所谓，但如果你这么想，我倒觉得考个30多分，对你有好处。”他告诉我，从上学开始，所有的考试都是考察你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但在将来的工作与生活中，你所碰到的无数次考验，可能恰恰都是没有学过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认识，这次竞赛就没白参加。”

　　一直以来，对于我的学习成绩、学习方向、出不出国深造等问题，他从没有给出条条框框的要求。他所做的就是每学期翻翻成绩册，一般只要在他的“容忍”范围内，比如说当时的5分制里我能拿到4分，他就会说，“行了，你自己能把握住就好。”

　　不过，偶尔遇上父亲生病在家休息，他会一时兴起给我出道数学题，算是个小测试。但凡我掌握了小窍门，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解出来，父亲就会特别高兴，说我“过关了”。他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些小测试，还会对我说，“你当时学得不错，能把我出的题做出来，我还管你那么多做什么？”

　　真正对我严格要求的，反倒是老师。初一的一天，我正在操场上玩，老师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很纳闷，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没想到，老师跟我严肃地谈了谈成绩，说：“钱永刚，别的同学考及格我就要鼓励，但是像你这样的家庭条件，对自己更要严格。努力一把，期末争取全部满分！”回家之后，我如实跟父亲汇报，期望他能说两句。结果他“噗嗤”一笑，就走开了。

　　期末，我真的拿了全满分，老师满意地夸我有潜力，叫我继续保持。但回去之后，父亲看着成绩单却对我来了一句，“我觉得4分挺好的，没必要全拿满分。”这让我有些郁闷，心想，这满分“白拿”了。

　　往后，我逐渐明白他的意思。他说没必要全拿满分是真心话。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书，所以觉得我没有必要把精力都花费在钻研功课上。除了学习学校教授的知识，他很支持我根据兴趣读一些课外书。现在回过头想想，正是父亲对我的鼓励让我一直以来能够自由地看书。最初的三五本可能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但量变引起质变，那些“闲书”看与不看，对个人的见识与判断能力影响还是很显著的。

　　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发出了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了破解这道艰深命题，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在共同努力。“钱学森班”在国内几十所大中小学的先后成立，也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

　　当前，学校的基础教育由于受到应试观念的影响，往往都是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而轻形象思维的训练。但是，通过对我父亲生平的研究，我们发现，形象思维的培养和积累恰恰对于日后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父亲曾经罗列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的名单，排第一的就是我祖父钱均夫。祖父当年曾怀揣着“兴教救国”的抱负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出任了浙江省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在父亲的少年时代，祖父因材施教，不仅重视对书本知识的教学，更是想尽办法让父亲在“玩乐”之中培养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他的这些教育理念和方法，以今天的眼光看依旧是超前的。

　　现在的中学生，寒暑假可能大多用来补习功课，但我父亲中学阶段的12个寒暑假却格外丰富。从识别矿石、举办展览到抓鸟捕蛇做标本，再到学习油画、山水画，接触摄影、交响乐等等，每一样看似“不务正业”的锻炼，实际都是在提升他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审美意识等方面的能力。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父亲其实还烧得一手好菜，当年在国外，大家都争着吃他做的菜。而这也得益于高三暑假的时候，祖父请我祖母亲自传授的技艺。祖母是烹饪的一把好手，她教导我父亲，把菜做熟只是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还要求学会配菜，几个菜摆在一起要色香味俱全，搭配得当。

　　所以，父亲一直认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全面均衡，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训练要并重。除了能够熟练掌握课堂知识，学生们同样需要有能力鉴别什么是好书、好诗、好声音。

　　我父亲不是那种从小跳级的少年天才，他一路规规矩矩地念完了小学、中学、大学。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身边数理化成绩和他不相上下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经过12个寒暑假的磨练，若是论全面发展，父亲就是学校里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了。高考的时候，这一点也许还无法凸显，但随着学业的继续深入，到了研究生阶段，父亲的创新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因此，当我们今天继续探索“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时，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