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配置也有许多局限。比如，抗寒能力一般；解像力较差；广角端四边色彩分离；白平衡和曝光系统经常失控。好在王建男已经掌握了规律，能够恰当地应对，因此，这些问题并未影响作品的总体质量———在《生命北极》北京展的展厅里，几幅4米×6米的落地喷绘所带给观众的画面锐度，显然是令人满意的。

　　“顺便说一句，没有什么相机能够长时间耐住-40℃的低温。抗低温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温。我没有电热包，只是穿了两层羽绒服，并随时把相机塞进外层羽绒服内。其实没多大用，因为外层羽绒服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最实用的手段应该是，准备3块电池放到贴身的衣兜里，用体温保持电池的工作温度，并及时轮换电池。”王建男说。

　　作为世界上踏查北极聚落最多的摄影家与观察家，人们碰到王建男总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租飞机了吗？　雇向导了吗？有翻译吗？有助手吗？有基地吗？有后援吗？

　　在回答了无数遍“No”之后，王建男终于明白了，原来在许多人的眼里，去北极只是“土豪”的专利。于是，王建男决定，再给自己增加一个任务———探索一条属于平民百姓的北极摄影观察之路。

　　12年来，这条路日渐清晰。比如：使用大众摄影器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享受电热杯家常煮饭，用互联网沟通，靠“烂英语”开路。

　　2013年11月，丹麦大使馆举办王建男的“生命北极(格陵兰)”影展并向其颁发《促进格陵兰文化发展荣誉证书》。主办方说，开幕式的演讲，你可以选择汉语，也可以选择英语。但是王建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面对中外来宾，我的开场白是：今天我选择用Broken English(蹩脚英语)演讲，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些年来，我就是用这样的‘烂英语’走遍北极的。”

　　发言完，台下一片掌声———原来，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啊!

　　为了让王建男的“中国胃”在北极旅途中始终保持舒适，妻子吕晓琦极有创意地摸索出了一套用电热杯做中餐的方法。他们的行李中能看到电热杯、餐具、菜板、菜刀、挂面、豆粉、大米、玉米面。每次出门前能装上满满一箱!　这个“炊事箱”，不仅占去了每次北极行李额度的一半，也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

　　2010年，在阿拉斯加的巴罗机场。王建男夫妇托运的行李中有一个箱子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无可奉告。一个半小时后，在人去楼空的行李房里，那箱子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转盘上，只是箱子里多了一张纸条：“已开箱检查。”

　　“山姆大叔们关起门来，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研判，还是搞不清楚那菜刀、那菜板、那装在塑料盒里的棕色凝固物体　(肉酱)　是干什么用的，只能不了了之!”王建男言语中透着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骄傲与热爱。

　　在北极的茫茫雪原上，间或可见一种人形堆石，那原本是因纽特人指向狩猎之路与回家之路的标记，此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寄托了思念、崇拜与祈福的图腾。站在人形堆石前，王建男常常会有心灵感应。这种感应来自那人形所释放的温馨，更来自那指路的原始功能———无论出猎的路，还是回家的路，都是人间正道。

　　“现在，人形堆石带给我方向感是：向北，向北，再向北!因为，北极，就是我心中的图腾!”王建男说。（本报记者 陈佩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