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不是散文里描绘的那种老人，和颜悦色，脸上永远挂着圣诞公公般的笑容。与絮絮叨叨的外婆不同，外公身上散发着不易接近的气息。儿孙欢聚的时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房里敲敲打打，就是坐在沙发的一角看新闻，同众人保持着一些距离。

　　外公在场时，空气似乎格外紧绷。他走路时总是背着手，用力支撑拱起的背，一只脚在地上费劲地拖动。坐在藤椅上读书看报时，外公常拧着眉抿着嘴。他的话不多，一开口却常令周遭气氛瞬间石化。

　　亲朋在饭桌上推杯换盏相互恭维之际，外公会冷冷地冒出一句，“孔子弟子三千，能人七十二，不管承认不承认，人才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庸才。”

　　家人劝他说话不要太直，他扔出一句，“拐外抹角的那套我学不会，现在好多人只爱听好话，良药苦口，病入膏肓不吃苦药不行。”

　　外婆对此无可奈何。她嘟哝着向我抱怨，外公身上的零件都老化了，嘴却和年轻时一样锋利。一次，外公在家门口修自行车，一个熟人路过撞见，有些诧异地问，“黄老师，自己修车啊？”灼烈的日光下，外公哼了一声，“不求人啊。”

　　在外婆看来，对于如此日常的寒暄而言，“不求人”这样宏大的人生宣言，显然过于气势汹汹和小题大做。可外公偏偏就是个不合时宜之人。

　　他的一生并不得意。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中专生，他毕业后卷起裤腿做了十几年农民后才当上民办教师。退休前，他在村小开小卖部，退休后他是个被菜园和粪桶包围的老头儿。奇怪的是，我和外公的对话，从没有家长里短和嘘寒问暖，充斥在记忆里的，尽是些与琐碎生活无关的遥远话题。

　　只有我俩在时，外公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读过的书，聊历史，解释他知晓的科学原理和乐理。家里人不爱听外公讲话，但我是他忠实的小听众。

　　我说不清外公什么地方吸引了我。现在想想，大概是那种与现实疏离的气质。

　　我从小就不是擅长交际的孩子。我爸喜欢呼朋唤友，即便除夕，家中来客依然络绎不绝。奶奶过世三十多年，村中人仍在传颂这个当过妇联主任的女人，如何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可惜，我并未遗传父系家族那种左右逢源的能力。我不擅察言观色，也不懂主动招呼客人。

　　没有小伙伴来找我的时候，我安于自己的孤僻个性。父母出门后，我会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在墙面斑驳掉皮的平房里，我盘着腿蜷在被虫蛀出洞的沙发上，左右手互打扑克。我乐此不疲地摆弄着几支笔、一卷纸，对着它们自言自语。一连数月在脑中虚构它们的故事，是我最隐秘的乐趣。

　　读小学时，外公曾来我家住过半年。我们之间隔着漫长的岁月，但我常常觉得，遥望一眼，就能轻松穿越屏障。

　　时间的洪流里，众多细节已被淹没。唯有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烟纸壳，在记忆中格外晃眼。

　　那场对话是如此突兀，但因发生在我和外公之间，似乎又不足为奇。坐在阴冷的平房里，外公摇头晃脑地陷入了沉思中。他掏出一张废旧的烟纸壳，纸片正面泛着明亮的金光，背面是水泥一般粗糙的灰白色。外公用圆珠笔竖着写下两行小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外公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记住这两句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很快把烟纸壳扔在一边。

　　直到今年过年，成为记者的我决定采访外公，这才稍微体会了些外公垂暮之年的心境。

　　外公的求学之路颇为坎坷。他生于湖南宁乡，离毛泽东故乡不远，他的父亲曾上过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小官。外公幼时懵懂，因在姨妈家寄读受气，四年级时罢学从农。解放后，干了四五年农活的外公，下决心重拾书本。

　　外公有色盲，为了通过初中入学体检，他设法搞到了测试色盲的小册子，一页一页背下了所有内容。

　　以91分的平均成绩初中毕业后，外公志愿填的是免学费包分配的中专，寄来的通知书上却写着湘潭一中几个大字。外公不服，一封信寄到湘潭地区招生办，强烈抗议录取安排。后来，另一封通知书悄然而至，外公被调录至机械工业部直属的湘潭电机制造学校。

　　到学校报到后，入学体检再一次卡住了外公。这次没弄到色盲册子，体检没过，学校让他回家。外公赖着死活不肯走。领导最终没拗过他。

　　四年中专的后两年，外公和同学被安排去了天津一家化学研究所。当时正值大跃进，学生除了学习，还要花大量时间在车间做工。外公对此不满，带头号召大家罢工，专注学业。

　　“我这个人很有一点反抗精神。”忆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外公爬满老年斑的脸上突然溢满血色。

　　他的人生没按有为青年的剧本行进。他被分配至湖南省物资局机电公司，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单位每月25斤的口粮无法满足外公的需求。饥饿难忍的外公，主动申请精简下放，来到300公里外的湖北荒湖农场。领导告诉他，一旦下放，就不能后悔。外公点点头，放弃了十几年学业换来的干部身份。

　　外公的妈妈挨饿成疾，被接到农场时，已经太迟了。半年后，她在外公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文革”时期，外公的父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直到去世，平反通知书才寄来。

　　外公的后半生有些乏善可陈。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在农场默默无闻地种地，因为常年自己动手焊补农药瓶，手指甲多被腐蚀得只剩半块。直到村里办起高中，方圆几十里教师难觅，外公才从棉花田里浮起来，登上讲台拿起教鞭，后来成了教导主任。

　　十几年后，随着村子衰败，高中被撤，他变成了初中老师。再后来，初中也没了，他成了小学老师。故事的最后，村小的学生也变得稀稀拉拉，外公外婆双教师的职位只能保一个，外公放弃了教书，在学校里开起小卖部，卖辣条和冰棍。

　　外公不羁的个性还是没变。他的一个妹妹在四五十岁的年纪消失了。亲戚们相传，她舍家弃子去了一个寺庙修行。当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她和一个和尚日久生情，坚决要和丈夫离婚。在亲戚们眼中，已是离经叛道之至。外公给她写了离婚诉讼书。

　　当我成为大人，回到老家，亲戚们大多追问，工资几多，何时结婚。和外公坐在沙发上，82岁的他突然转过头，叮嘱我，“要多读点书，尤其是古文，我最喜欢的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说罢，他开始低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外公的天下，也许在很远的地方。人生的起起落落，让他在庙堂与江湖间浮沉。或因时代多舛，或因个性使然，外公最终归于乡野。

　　外公没成为体面的工程师，但他一辈子在漏雨的老房子里修修补补，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家电。即便不久前搬入舅舅买下的新房中，外公的飘窗上还是搁着一大堆自制工具，舅妈担忧着，电焊声迟早会响起。

　　飘窗上还搁着一摞发黄的书籍，里面夹着一本掉了皮的《现代汉语辞典》，那是某个孙儿上学时留下的。查阅目录没了，外公找来一个练习簿，工工整整抄下了所有部首目录。

　　在练习簿最后一页，外公留下一小段话：“此目录补缺共五千八百多字，计历时四十多天实耗吾一番心血。望使用它时要十分珍惜，希能通过它充实自己的知识。黄翁述。”

　　这本字典补缺已有十多年历史。如今，外公视力愈发退步，看书都变得吃力。我问外公，是否想过写自述，他有些难为情地点点头，“想过，但力不从心了。”

　　外公的晚年时光常在医院度过。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废弃电线，外公用剪刀一根根剥去外面的橡胶皮，结果把手弄伤，在医院住了半月。三年前，他从一架不稳的梯子上摔下，坐了两年多轮椅。

　　他依然和时间较着劲。即便大雪纷扬，筋骨尚未恢复，外公仍会不顾儿女反对，摇着轮椅出门“锻炼”。

　　这个新年的初五，屋外飘着雨，地面湿滑。我醒来时，外公已出门了。外婆拿他无法，苦笑着向我重复外公常教育她的口头禅：“要学雄鹰，展翅高飞，不畏风雨，与天斗，与地斗。”

　　穿过清冷的雨，我似乎望见外公拖着腿远去的背影。束缚他的是逐渐衰老松弛的皮囊。骨子里，他还是那个自在逍遥的黄翁，头戴蓑笠，在风雨中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