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公司总裁朱华荣

　　3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重庆团小组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公司总裁朱华荣在发言时再次提出将沿用多年的“中国自主品牌”称号改为“中国品牌”的建议。

　　对近年来中国汽车海外频频并购国际汽车品牌的现象，朱华荣坦言，近些年中国品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在国际上正赢得越来越多的敬畏。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对话朱华荣，就中国制造业成本、税负、人才竞争、海外形象、无人驾驶、虚拟经济过热等话题展开讨论。

　　谈成本增加

　　随着品牌提升各方面成本增加

　　北青报：您为什么发言说“中国品牌已无成本优势”？

　　朱华荣：过去确实有一点优势，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人口红利，但国内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提升。国内一线工人、工程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大幅上涨，且涨幅远高于欧美国家。原来我们和他们有差距，现在已经差不多了。特别是高端人才，基本都和欧美持平了。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中国品牌的提升，产品自身的内在质量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比如，汽车排放标准，从过去的“国二”到“国三”到现在的“国四”，以及其他合规方面，都会增加成本。

　　北青报：您还讲到“一些无序竞争的存在”，有什么具体表现？

　　朱华荣：资本向这个领域迅速聚集，形成了一种无序的竞争。有的企业挖人，开出两三倍甚至更高的薪酬。我手下的人才有的也曾被挖走过。

　　谈中国品牌

　　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

　　北青报：您为什么建议用“中国品牌”替代“中国自主品牌”这一说法？

　　朱华荣：我在2013年就提出过该倡议。“自主品牌”，是过去特殊时期而提出的。现在应向“中国品牌”回归。中国品牌肯定是自己的，何必要强调是“自主”的呢？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东风并购法国标致雪铁龙等中国汽车品牌海外并购？

　　朱华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无论是汽车还是其他产业，未来中国对其他世界品牌的并购会成为一个常态。总体上我看好这个方向，无论是形成品牌效应或形成共用平台、技术的效应，都有利于做强中国品牌。

　　北青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品牌越来越自信？

　　朱华荣：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产品和品牌不断向上，特别是产品质量大幅提升。我们有的品牌已完全达到世界合资品牌的质量水平，本身就有足够的底气。

　　北青报：国际上对中国品牌的认知是否也发生相应转变？

　　朱华荣：变化很大。早年我们个别企业有抄袭的嫌疑，国际上最早对我们看不起。现在他们是有点看不懂，为什么中国品牌发展这么快？5年前，一位外国汽车品牌的老总，在我们展台上反复看，连底盘都趴下去看。这些年国外品牌开始购买中国品牌进行解剖和对标，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在敬畏中国品牌。

　　特别是中国品牌在智能化技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无人驾驶、语音控制系统等技术的应用，中国品牌是领先的，令他们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这些年来了都要体验我们的车，原来人家根本没兴趣。

　　当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品牌还应进一步消除曾经某些不好的印象。

　　谈无人驾驶

　　预计2025年会有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行驶

　　北青报：刚讲到无人驾驶，您如何看待其前景？

　　朱华荣：我非常看好其发展和应用。凡能解放人类的体力或脑力，都能得到用户的大力推崇。现在的大数据、云技术、通信技术等发展，使无人驾驶具备了条件。既有市场需求，也有技术支撑，且中国用户接受新事物较快，加上国家大力支持，无人驾驶汽车会和其他智能化产品一样，被快速推动。

　　北青报：无人驾驶相比于有人驾驶，是否会更危险？

　　朱华荣：我的体会是无人驾驶会比人工驾驶安全得多。因为无人驾驶的操控系统完全按照交通法规进行设定。而人却会受到心情、环境的影响，甚至违法驾驶，做一些危险动作。

　　另一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的基础数据，完全可以让无人驾驶技术具备非常好的可靠性。总体上，我认为会比人工驾驶更安全。

　　北青报：您预计无人驾驶汽车会在什么时候普及？

　　朱华荣：每个车企对智能驾驶等级分类不同，但大多分为5级，其中L5是指完全自动驾驶。以长安汽车为例，L1已经上市，L2今年上市，L3我们计划在2020年上市，那时驾驶操作的60%已交给汽车电脑系统控制。

　　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时间，将与整个社会相关设施、法律法规以及大量实验应用相匹配。我预计在2025年，应该有无人驾驶汽车在社会上行驶。

　　北青报：无人驾驶普及了，还需要考驾照吗？

　　朱华荣：这要根据驾驶者分类。有的人需要驾驶乐趣；另一类像我母亲那样，我相信她是不要去考驾照的，只需要上车之后跟汽车说要去哪就OK了。

　　谈企业税负

　　建议研究制造业减税增强竞争力

　　北青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曾表示，企业税负过重。同样作为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您怎么看？

　　朱华荣：我没有研究过中外税负的差距，但我认为当下的税负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要由追求高速度向追求高质量转型。有关部门应该深入研究制造业的减税，来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对研发费用国家有加计扣除，我认为可进一步扩大加计扣除的范围。比如，长安汽车独资的海外研发中心，是没有纳入加计扣除的范围中来的。此外，对中国品牌投入、品牌推广的费用，应该纳入加计抵扣中去，以此支持企业加大对研发和品牌的投入。只有研发和品牌的提升，才会带来企业的转型升级。

　　北青报：之前您提到如果国家每年对长安汽车减税20亿，则可每年多研发四五个车型。减税是否会减少国家税收？

　　朱华荣：减税后每年多研发出的四五个车型，每个车型按销售10万台计算，就有四五十万台销量，会创造400亿到500亿的营收。每年会产生大约32亿元的税收。实际上国家的财税还是增加的，而且被拉动的整个产业链条也会产生新的税收。

　　谈新能源投资

　　“要警惕投资过热、产能过剩问题”

　　北青报：您发言时还提到，要警惕新能源汽车投资过热问题。您产生这一认知的原因是什么？

　　朱华荣：从长远来看，新能源是一个利好的方向，但任何新事物都有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还涉及全社会的公用设施、充电结构等等，上下游都需要系统推进。按照国家发改委《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达200万辆。而据我们初步统计，最近两三年国内冒出了约200家新能源汽车公司，据说产能已经达到2000万辆。这里面就有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问题。

　　北青报：您为什么说新能源汽车领域有投资过热风险？

　　朱华荣：本来新能源是实体经济，但有些投资者为了拿到风投，而利用了新能源的概念。目前国家已提出到2020年逐步退出对新能源的政策补贴。一个产业要健康发展，要抛开任何形式的补助，要靠自身的良性循环或良好的商业形态来自我造血。其盈利模式大家都没有找到，也没有清晰的发展路径。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未来真的形成了2000万辆的产能，必然带来巨大的资本浪费，也会让众多投资者面临资金安全问题。

　　文并摄/本报记者 蒲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