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退了休，我就是不挣钱的保姆。在老家只照顾老头子一个人，到北京却要照顾4个——儿子、儿媳加上孙子孙女。”从河北随子女来京的老人王春妹说，“到了北京，一点都没有养老享福的感觉。”

　　像王春妹这样的“老漂族”还有很多。由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指出，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60～69岁约占随迁老人的78％。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使流动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

　　进城并不是来养老

　　在北京一家文化创意公司工作的郭宇，对于请不起保姆只能让父母来京帮忙感到很无奈。“没办法，我和妻子每天都要上班，妻子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接孩子、做饭、日常家务等，全都靠老人。”

　　郭宇家是两室一厅，他的父母不能同时前来。轮到父亲来照看孩子时，因为和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父亲生活得很不习惯。担心自己打呼噜吵醒孩子，老人经常忍着困意到天明。

　　“于心不忍，可真的没有办法。曾经和妻子商量过，能否有一个人辞掉工作照顾家庭，但发现并不现实，两个人每月的收入还了房贷后所剩无几。”郭宇无奈道。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在一个国企厂区长大的，“听我父亲说，那时候双职工家庭，单位有幼儿园，老人病了，单位有医务室，不至于像我们现在这么累。”

　　帮助子女带孩子、做家务，是许多随迁老人的日常事务。个中原因，有的是因为子女工作繁忙，有的则是子女自理能力不强，即便已经为人父母，但还是难以应对家务事。

　　从山东随迁来京的方女士发现，小区里带孩子的老人，大多和自己一样，操着外地口音。方女士帮忙带孩子的背后，是自己的女儿从小没做过什么家务，女婿也如此。“以前为了让闺女好好学习，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孩子结婚后，这些家务还是归随迁而来的方女士做。

　　“老漂”一族面临“心理空巢”

　　不仅“退而不休”操劳家务事，这些为子女而“漂”的老人，虽在子女身边，却面临巨大的“心理空巢”。

　　王春妹每天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5点半起床做早饭，6点半叫儿子儿媳起床，帮忙给孙子孙女穿衣服，儿子儿媳上班后，她要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紧接着去买菜。买回来的菜上午并不着急做，开始洗衣服。因为中午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只需要吃前一天的剩菜。下午切好菜，去幼儿园接孩子，两个孩子玩的时候开始炒菜，等到儿子儿媳下班回来就能吃现成的。“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睡觉。”

　　每天晚上，是王春妹感觉最失落的时间，“他们回来要么对着电视，要么对着电脑，要么玩手机，我忙活了一天，他们也不和我说话，感觉我是个‘局外人’。”

　　郭宇也想让父母参与家里的事务，至少不是每天对坐无言。但很快，他发现，别说媳妇，自己回到家，有时和父母也无话可说。相反，有时父亲说得不到位，反而遭到媳妇的白眼。而轮到他母亲来看孩子时，郭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婆媳千万别打架”。

　　方女士退休前在学校工作，“多少也算体面”。但到了北京，方女士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和小时工没什么区别”，虽然心理有落差，但在女儿家也得忍着，因为经济上还要依赖子女。

　　在随迁地没有“朋友圈”

　　家务之余，崔先生常去小区花园遛弯，但是却一直找不到能说到一起的人。他感觉，自己和本地老人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讨论的要么是投资，要么是出国旅游，还有孙子孙女上什么兴趣班，我都插不上嘴。”

　　在老家，方女士有很多好朋友，不论是同事、邻居还是同学。“在小城市，基本上大家都认识，走在马路上经常要打招呼。”但是到了北京，方女士寻找“朋友圈”并不容易，除了子女，没一个熟人。原以为北京“医疗条件好”，来了后才发现，看病挂个号太难了。“北京资源多，但不见得谁都能享受得到。”

　　“身在异地，心在老家”，是不少“老漂族”的生活写照。

　　事实上，帮助外地老人融入城市，有关方面一直在努力。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由该区社工联合会进行的随迁老人社区融合项目，就以长阳镇8个社区为实施区域，以55周岁以上的随迁老人群体为直接受益人群，社区其他居民为间接受益人群。该项目除了组织随迁老人参加活动外，还建立了随迁老人社区档案，对有特殊需求的随迁老人建立档案，掌握他们的基本信息、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

　　许多城市也正在对随迁老人打开社会福利大门，让他们不再是公共服务方面的“隐形人”。在杭州，60～69周岁的外地老年人持身份证，进入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文化宫（馆）、博物馆甚至一些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享受半价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