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甘德常打趣，大家冥冥中有种缘分。他掰着手指头笑着说：“看嘛，这里住了两个‘棒棒儿’，两个‘荒儿’，两个‘糖葫芦’，都是刚刚好两个！”

　　扁担是屋里最重要的物品。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饭，无论是肩挑背扛送货的“瞎子”“罗棒棒”，还是以收废品为生的“覃荒儿”“周三儿”。他们每人都备有两根扁担，因为干活小憩时这件宝贝经常被悄悄顺走。

　　他们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在这座山城，靠着人力和工具，楼房从石头里蹿出来，向着天空一节节生长，而他们在逐渐老去。曾经扒上一碗大米饭、补上一觉就能重新长出来的气力，正抽离他们的身体。

　　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廖厚华不得不搁下“象征强者身份”的扁担。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廖厚华的绰号是“廖神头”。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还需要考试——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他几乎大气都没喘，“实在太简单了”。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廖神头成了“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一床铺盖自己用，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同意收他为徒。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廖神头抵押了30元，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孔老头常对人强调，解放前，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地下共产党”。

　　在房客们看来，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王甘德记得，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对方死活没应。

　　鸡蛋追着他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和廖神头相比，宿舍里另外两个棒棒儿相对幸运。因为长期扛上百斤的货物，他们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习惯这种重量。经验告诉他们，刺骨的疼只会在撂下扁担后出现。

　　凌晨3点多，“瞎子”和罗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

　　发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它们可能是蔬菜、禽肉、海鲜、毛血旺，可能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肉铺和小摊上。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一件50斤的货物，从抬下车到上架，只值2元。背着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楼，值5元。

　　“瞎子”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天天穿的黑西服搭住了膝盖，看起来像个滑稽的“小矮人”。常年负重形成的“筲箕背”，让他更显土气。

　　不过，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与街边等活的“野棒棒儿”相比，他不算潦倒。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

　　装满鸡蛋，挎上背篓那刻，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他的两条腿仿佛在泥里挣扎的桨，一刻不停地向前划。一双全新的解放鞋，穿在他脚上，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

　　他说，他有种感觉，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因为工钱低，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有时，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晚上又忙到11点。春节，他在老家只待到初五，因为“鸡蛋不等人”。老板不愿找别人替工，瞎子不好推辞，更怕丢了这份工作。

　　“瞎子呐，一年挣十几万！”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在大伙眼里，他是最“拼”的一个，但他也“哈得很（重庆话，很傻）”，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他不肯要钱。侄女婿说要买车，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还不打欠条。

　　大家心知肚明，这位“有钱人”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他已经69岁，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

　　转行卖糖葫芦的廖神头，并没踏上致富路。才61岁的他，显然还不够“老”，只能和城管打游击战，“屁股一分钟都坐不下来”。他每天辗转不同商圈，有时去6公里外的观音桥，有时跑去24公里外的机场。最惨的时候，一天只卖出5根糖葫芦，吃饭加坐车倒贴了20元。

　　最近，到了晚上，他悄悄溜回解放碑，躲在灯光黯淡处。孔老头发现后火冒三丈，他最初和徒弟约定分区而治。更让他骂骂咧咧的是，为了增加销量，廖神头“半点骨气都没有”。孔老头卖5元一根的糖葫芦，只要有人肯买，廖神头3元、甚至2元都卖。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后，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今天找了几块钱？”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问题，它关乎床板下瘪下去的米袋子、兜里2元一包的本地烟。

　　没人讨论将来的事儿，除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下雨天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棒棒儿和“荒儿”还能想想办法，戴个草帽，脖上系块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门。“糖葫芦们”几乎就手足无措了。毕竟，那一串串浇着蜜糖的果子，比人娇贵多了。

　　“老汉死了，我会过得很好”

　　架子上看得见底的白糖罐，是家里不多的奢侈品。老伴去世前瘫痪在床，吃不下药，王甘德花了七八十块钱从菜场抱回这罐糖，尽管当时他已欠下一屁股债。

　　想起她了，王甘德会解开塑料袋缠着的小兜，拿出老伴的身份证，捧在手心端详一会儿。照片上的女人皱纹不多，看着很精神。王甘德性格软弱，老伴泼辣能干。没有她，就没有这套房，也没有这些租客。

　　在租客们的印象中，这位女主人有时脾气很暴躁。夏天开始变得闷热时，有人打开锈迹斑斑的电扇，她冲过去，啪地关掉开关。

　　20多年来，租客们自觉遵守她定下的规矩：白天光线再暗，也不开灯，甚至晚上有时也不开灯。

　　这个强势的女人死后，家里开始硝烟四起。

　　儿子王林钢和王甘德逐渐形同仇人。王甘德住院时，儿子再三嘱咐医生，“不要用太好的药，不然把钱都败光了。”王甘德去派出所举报儿子偷自己的东西，儿子则在家用被子捂他的脸，直到有人进门才停手。

　　王林钢恨自己的父亲。他不断回忆那个飘雨的夜晚，刚刚20岁出头的他，开着一辆面包车送豆腐，一辆大货车砰地撞来。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成了“废人”——腿断了，眼睛模糊了，记忆更是支离破碎。

　　他将车祸归咎到父亲身上。第一天开车时，他就说太危险，不想开了，可王甘德放下狠话，“你不开，我就不认你了！”

　　“老汉死了，我会过得很好。”王林钢愤愤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父亲常年以极低的租金收留这些“扁担”，更是极大加剧了他的不满。40岁的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这群老头撵走，以更高的租金把房间租出去，讨个老婆。

　　他抱怨每月几百元的低保不够生活，“就差两百元”。没钱买米时，他偷吃租客放在冰箱里的冷菜剩饭。孔老头对此咬牙切齿，一旦煮了牛肉之类的大菜，他会颤颤巍巍地端回房间，藏在床板下。

　　为了防止王林钢偷钱，王甘德给租客的房门上了锁。几个月前，王林钢从自己房间的窗子爬出，试图钻进租客的房间。瞎子正在上铺蜷着，瞟见窗外的人头，吓个半死，伸手一把拉住王林钢。窗外是33层楼高的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