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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刘若英
48岁的刘若英头一回做导演,她感慨,拍《后来的我们》,思考最多的一件事是:只要你真心诚意,就是会有遗憾,除非你根本不在乎那段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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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 张震、周迅分获最佳男女演员奖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经中宣部(国家电影局)、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性电影节。二十五年来,始终秉承“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宗旨,坚持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评”为特色,保持自身独特的品质和风格。
央广网成都5月7日消息(记者陈锐海 郑重)安康家园这扇门,如今出入的人屈指可数。
常年生活在小院里头的,仅剩5个初中生和6个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人气最旺也要等到周末——其他43个孩子从寄宿高中回来的时候。再过四年,等年纪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小院将彻底人去楼空。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专门设立的家园,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曾经生活着672个在震中失去父母或家人的孤困儿童。他们把这儿当成“第二个家”,在这个“避风港”里疗伤,走出心灵的余震,重建震后的生活。
十年间,长大的孩子一拨接着一拨走出家园的大门。他们把童年和青春期留在身后的院落,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走入大学校园,也有人忙碌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不管去处如何,在园长胡源忠的眼中,这些孩子都“在或深或浅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每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天都要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绵阳安县,地震发生,11岁的彭豪迅速从教室跑出来。
之后,他没等来父母,却被前来接孩子的同乡告知,他的爸妈可能不在了。“没有看见人,反正我还是不相信,就一直等。”第二天,小彭豪等来带着噩耗的伯父。
直到回村,他才相信这个现实。眼前的两座山合在一起,整个村庄都没了,连一块砖也看不见,全是石头。爷爷、奶奶、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当天就在家,或许全在废墟之下。在外开货车的爸爸,至今仍杳无音信。“每次给他们烧纸,都是凭着大概的位置,找一个地方跟家人说说话。”彭豪完全不知道家人遇难的具体位置。
一夜之间,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开始对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天都要塌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在彭豪对前路感到“迷茫”的同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专为四川震区孤困儿童设立一个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建设后,安康家园于2008年5月18日在日照成立,并接收来自四川德阳、绵阳、广元、阿坝州等地31个县(区、市)的712名重灾区孤困儿童。当时他们年龄最小为3岁,最大19岁。
一年后,安康家园从日照迁回成都市双流区,除去已经离开家园的高中生,当时仍有672名孩子生活其中。
走出心灵的余震
刚到安康家园,彭豪依旧对未知的将来充满不安,“也不知道家乡这边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以后自己一个人怎么办?”他有很多心事想找人说,却不知道找谁,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有些话要和最亲的人才能说。”
当时安康家园有86位具备教育、心理和护理经验的“安康妈妈”,专职负责灾区孤困儿童的学习、抚养、教育。但彭豪“那个时候特别不信任阿姨,总觉得是外人”。
在安康家园照顾了9年孩子的李书曼还记得,孩子们刚来时“有防备的感觉”。有时看彭豪心情不好,李书曼过去搭话,他却不吭声。他们的屋子也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怕挨骂。“感情和信任是需要用时间慢慢培养的。”她给情绪低落的孩子自处的空间,等他们平静了,才走过去,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
每逢父母周年祭,平时爱打闹的男孩子会变得“很封闭”——放学回来就躺在床上,话也不说,到了饭点,水米不进。对此,安康妈妈什么也不说,把这几个男孩拉到家园附近的田埂上,让他们在水沟旁给爸妈烧点纸,说说话,哭一阵,回来后就好多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不需要我们时,我们在旁边看着;在他们需要我们时,一转身就能找到人。”几乎每个受访的安康妈妈都认为,在震后的最初阶段,除了让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干预外,他们能提供给孩子的,就是陪伴和依靠。
有段时间,一个宿舍的八个女孩儿轮着做噩梦,梦到地震,大家被吓醒,然后开始哭。安康妈妈跑过来,守在她们身旁,或者把孩子叫到自己屋里,娘俩躺在床上,开始“扯话题”——“梦见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想你了。”黑暗中,阿姨在偷偷抹眼泪,然后笑着说:“现在有我在这儿照顾你们,没关系的。”
彭豪还记得,“跟阿姨聊多了,熟悉之后,心里有什么话也就自然说出来了。”
之后,李书曼发现,原本不爱说话的孩子会跑过来,跟她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有时他们把老师奖励的零食带回来,给阿姨留着,自己却舍不得吃。时间一长,年龄小的娃娃喊她“妈妈”,大点的则叫“李妈”或“阿姨”。比起一开始,彼此间的“距离要近一点”。
“感觉她们其实挺累的”
抚平心头的伤痛是困难的,但过好日常的生活也不容易,尤其是要同时照顾672个孩子。
安康妈妈的一天就跟打仗似的,围着这帮孩子转,时间被精准地切成碎片。清晨五点半起床,督促他们洗漱、收拾内务、吃早餐后,再整形队列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被子,折腾完家务,太阳也就挪到正空,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周而复始。
夜里孩子们睡下,她们还要时不时来到门外,趴在小窗上,借着弱光看大家踢没踢被子,等回去睡觉时,时间已过零点。
照顾了近十年孩子,李书曼和同事们最怕娃娃生病。“每个孩子一年生一次病不过分吧,6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2个。想想就……怎么过来的呢?”
有一天夜里,都过十二点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发起高烧,这把李书曼急坏了。偏偏屋外又下大雨,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己的衣服披到娃娃身上,抱着他打了一辆车赶到医院。验血、验尿、打针,小男孩一晚上都缩在李阿姨怀里。
回来后,李书曼把孩子放到自己屋里,隔一会儿就摸他的头,看有没有退烧,一夜都没睡好,“如果你给他耽搁了,引起其他并发症或者后遗症,我们心里会很内疚,不好交差。”
“她们其实挺累的,基本上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连家人都没去陪。”彭豪说,有时阿姨的孩子会被送到家园和妈妈玩一会儿,然后只能哭着被带走,“看着挺心疼的”。
刚来的那段时间,李书曼的儿子正在读初三,即将中考,但她回家的时间寥寥无几,总担心青春期的儿子缺少管束,在外面学坏,所以每天晚上都给儿子打电话,“交流一下”。一开始她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也考虑过离开,但总想着做完这学期,等娃娃们放假了再说。慢慢地,她又觉得相处下来,跟娃娃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最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48岁的刘若英头一回做导演,她感慨,拍《后来的我们》,思考最多的一件事是:只要你真心诚意,就是会有遗憾,除非你根本不在乎那段情感。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经中宣部(国家电影局)、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性电影节。二十五年来,始终秉承“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宗旨,坚持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评”为特色,保持自身独特的品质和风格。
他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戴彦武,是“80后”,出生于平江县余坪镇菖蒲村一个贫困家庭。初中毕业后,他南下广州,当过学徒、服务员,干过装修工,跑过货运。谈起创业经历,他称自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初见何涛时,他身着一件清爽的白衬衫。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80后”,竟已是年营业额近亿元的装饰企业老板。钟情创业的他,曾把柳传志、张瑞敏等成功创业者视为偶像。“创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没有捷径,唯有奋斗。”何涛说,即使路途艰难,但他依然认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