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11日是物理学家里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

　　费曼可以说是物理学界的明星之一了，他生命里不仅有科学。他很帅，颇有偶像包袱，很在意发型和衣品。他开画展，组乐队玩摇滚，给芭蕾舞表演伴奏，一时兴起翻译玛雅象形文字，或是刻苦练习一种巴西大鼓。他总是时不时“皮”一下，协助研究原子弹时甚至把破解机密保险柜当作消遣，还弄开了不止一个。

　　在科学的世界，这个天才凭借量子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费曼图尝试以一种简洁而富于大美的方式解决物理问题，影响深远。

　　他和国人熟悉的科学家形象严重不符。我们永恒期待着另一类科学家故事的模板：毅然回国，艰苦奋斗。

　　我曾参与报道过一位非常优秀的海归科学家。集体采访他的学生时，一位同行想获得她需要的细节，竭尽全力引导：“他在国外难受啊！”结果接受采访的理工科男生非常实在：“我们老师从没说过自己难受，那边科研水平比较先进，他学习得挺快乐的。”

　　这位科学家回国后任教的大学厚待了他，工资开得很高，住房也解决好了。事实上，近年留洋人才大规模洄游，国内高校和相关部门在引进工作上下了血本。这是我国国力的体现，也反映了尊重知识的趋势。厚待是科学家应得的，是脑力工作的合理报酬。

　　然而，对那位科学家的诸多报道中，被反复歌颂的是他实验室漏水的意外和超额工作的艰苦。好待遇少被提及，仿佛如此就有损这位学术楷模的名誉和精神了。

　　不久前霍金博士去世时，国外的社交网络被他生前参演的电视剧和搞笑段子刷屏了。而我朋友圈里的“10万+”文章，主题多为“身残志坚”和“大师谢幕”。

　　我没有资格比较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也不觉得两种形象有高下之分。我只是对这种差异特别感兴趣，它能反映出两种文化对科学事业的不同期待。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科学家似乎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是大事业的螺丝钉，大时代的小分子。生命是一场奉献，除了科学报国以外一切皆可牺牲，从兴趣爱好到家庭生活，甚至是健康和生命。

　　这可能与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有关，多灾多难，信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得大道。

　　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确实建立在无数科研前辈的牺牲之上。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回来，小我让位于大我，与极度落后的条件和思想抗争。

　　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得不放弃了对前沿科学的追求，服务于成长中的祖国的需要。中国科协一直在做老科学家手稿收集工作。他们告诉我，当留在海外的同学专注诺奖级研究时，很多早期归国科学家在勉力凑齐一个实验室最基本的实验器材，或是为工厂试验配方。他们从未表示过后悔。

　　而另一类理想的科学家是费曼这样的。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好奇心驱动下，生命是一场追寻无限奥秘的探险。战火、疾病和各式各样的主义要把他们拉到生活的庸常争斗里去，而他们总是试图挣脱，要热闹地、漂亮地跃到地平线之上。

　　两类形象都经历了公众想象的塑造。在这个时代，要求科学工作者继续埋头苦干不问收获是一种道德绑架。他们有权为自己作出选择，有权过更好更舒适的生活。我们应该自信一点，祝福那些去国外任教的顶尖学者，拥抱那些有点不正经、有着各种看似不务正业爱好的学术新一代。

　　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有趣”。费曼曾痛失爱人。在她的病床前，他不过是个因过度悲伤而异常平静的普通男人。数月后他没有预兆地在橱窗前泪流满面，里面陈列的连衣裙很好看，他想妻子一定会很喜欢。

　　有趣天才的要求也可能是一种枷锁。霍金的传记里提到，他学习时的剑桥，学生大多追求不费力气的优等或不作努力的末等，人人以机灵为荣，拼尽力气却只得中等成绩反而是一种耻辱。我无法想象那些顶尖大学里不够聪明也不够好玩的孩子，想在学术世界占据一席之地要经历怎样一番挣扎。

　　在费曼诞辰纪念日，谢尔顿·库珀博士结婚了。他是描述科学家日常生活的长寿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主角之一，在国外国内拥有粉丝无数。

　　他是个物理学天才，也是个一身缺点的家伙，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聪明。他控制欲强，室友守则写上300多条，甚至包括外星人占领时的规则。他并不时刻有趣，学术研究卡在瓶颈时焦虑得不行，甚至离家出走闹分手。他有时非常自私，而立之年还赖着室友照顾自己，错失某个重大奖项可以叨叨半年。

　　在剧中，这样的他结婚了。他找到了一个能懂他学术笑话，给他理论灵感的姑娘，他将永远是“她的问题”。

　　多好啊，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追求着俗世的幸福和科学的价值。他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科学家之一，我衷心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