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坎坎（右）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

　　2008年5月23日，四川省绵竹市的一所临时学校中，一位地震幸存者在心理援助课上。视觉中国供图 （资料图片）

　　痛苦来了，然后是吴坎坎。

　　他到过地震后的汶川，也去过被泥石流袭击的舟曲。发生暴恐事件的昆明，大爆炸过后的天津，这10年来几乎中国每个重大灾难的现场，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他可以算作中国第一批进行灾后心理援助的专家，见证过灾难造成的最隐蔽的伤疤。毕业9年，他没有发表多少论文，工作的场所多是在废墟、危房和平地搭起的帐篷里。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他说自己“头发掉了许多，腰围大了一圈”。

　　当年一起读心理学硕士的40多个同学，只有他坚持做灾后心理援助领域。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他曾经为一个被捅了3刀的女孩做心理援助。后来很长时间，他都对刀感到恐惧，特别是怕自己3岁的女儿被它伤害。朋友们都知道，他会在自己汽车的后备箱准备压缩干粮和矿泉水，甚至还有防毒面具，以应对危险。

　　但吴坎坎很少和别人提起这些。和痛苦打了10年交道后，他更愿意谈论，灾后心理援助从不为人知走向家喻户晓。2015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成立，终于让吴坎坎可以说，“我们是心理援助的国家队”。有了这个全国性心理援助的组织，哪里有突发事件，就能马上将当地和附近心理援助力量动员起来，以最快速度投入灾后危机干预。

　　此前，心理援助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国内尚没有几家高校开设心理学系。据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主席刘正奎介绍，心理援助工作最早始于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2003年非典疫情中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有所开展。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才开始真正关注心理援助。这一年被心理学界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

　　“自然灾害中9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心理水平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10%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人为灾难中，事件发生之后40天，7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能恢复到水平，剩下30%的人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吴坎坎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的人群，通过及时的心理援助可以慢慢化解痛苦。

　　心理的重建并不比其他方面的重建来得容易。遭遇突发事件的人，常常出现“否认期”“高警觉”和“麻木”三种状态。有的人整夜睡不好觉，听到开门的声音便倏然惊醒，有的人不停地闪回灾难发生时的场景，还有的人会排斥提及那些逝去的亲属。有一次在泥石流灾区，吴坎坎看到一位匆匆从外地赶回的丈夫。他只看到了被砸毁的房子，老婆孩子杳无音讯。本来精明强干的一个人，整日窝在帐篷里喝酒，不吃饭，不说话。

　　大灾待5年，中灾待3年，小灾至少待一年，是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铁律。汶川地震后，“有些心理咨询师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只是打开了伤口，却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包扎，就走了。”而吴坎坎在当地一待就是两年。

　　在位于四川省绵竹市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吴坎坎去做心理援助时，没有办法走近受灾者，光在圈子外面打转着急。后来他看到一些灾民开始搬家，自己也默默地在旁边搭把手。虽然每天累得精疲力尽，但是陪伴带来了心理上的熟悉，让他最终说出了自己是心理援助志愿者的身份。

　　那是吴坎坎第一次接触心理援助。之前，吴坎坎报考心理学专业时给自己勾勒的未来是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坐那聊个天就能挣钱，多好的行业”。但是在那之后，这个85后整整10年时间都在出差中度过，“同学聚会都要以他的时间为准”。

　　刚开始做心理援助时，吴坎坎和他的同事很难得到信任。灾后重建任务繁重，物资往往比心理更得到重视。吴坎坎的同事、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魏楚光记得，在彝良地震时他下乡做心理创伤测试，当地的村民报名，是因为听说每人有50元实验费。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敲开他们的门，以为他们是“北京来的大官”，要倾诉自己失去孩子的痛苦，希望得到些帮助。

　　黄岛爆炸发生之后，吴坎坎曾经为了协调当地政府和专家，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直到一天下午，他感觉自己直冒冷汗，头晕眼花。有时间休息后，他一口气睡了3个小时。

　　到后来，一些地方政府发现，社区天天闹事、情绪不好、老吵架的人变少了，整个社区的氛围好了一些。这种志愿者才渐渐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