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灾民打交道时，吴坎坎小心翼翼。他曾在汶川地震后的绵竹市体育馆安置点看到，许多抱着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热心志愿者一窝蜂地跑来。他们看到有人在路边哭，就跑过去问“你为什么哭，你们家有几口人”。被问多了，灾民就对心理援助产生了自然的排斥。

　　吴坎坎告诉记者，这是“二次创伤”——当一个人的伤口多次被别人打开，但是没有人包扎时，就只能化脓，变得严重了。“心理咨询尊重的原则是他自己主动打开，我们会协助他，告知他，你经历这些事情，第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有焦虑、害怕的反应。”

　　吴坎坎要求志愿者在早期避开明显碰触伤口的行为。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建立工作站，开始招募专家和专家型志愿者。“我们要稳定下来。别人看见我们稳定了，他才能够感觉稳定了，能够找到我们”，组织起社区活动，然后慢慢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灾难在吴坎坎的眼里，有时只是一个窗口，从窗口折射出的是许多更深层的矛盾——夫妻不合、留守儿童、失独家庭。“我一直把灾难事件看作一个扳机，或者一个导火索。许多人在灾难发生前就有严重的心理需求。”吴坎坎说。

　　阜宁风灾过后，他们在当地做测评时发现，一个没有失去任何亲人的4岁孩子，创伤后应激反应比其他人强烈许多。后来通过孩子的奶奶才了解到，这个孩子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父亲在外打工，孩子从小就很没有安全感。通过活动和心理辅导，孩子才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芦山工作站副站长李晓景发现，雅安地震虽然人员伤亡没有汶川地震惨重，但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并不比汶川地震轻。一方面，雅安地震之前，当地就有许多房屋受汶川地震的影响倒塌，人们难以承受刚建起来的房屋再次倒塌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安留守儿童数量众多。在雅安工作站做了一年后，李晓景对媒体说，“与地震相关的‘特殊’孩子已经没有了，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孩子都是‘特殊’孩子。”

　　长期与伤痛共处，吴坎坎也养成了“职业病”，“看任何电影，都会研究情节中的创伤经历”。依据看电影的经历，他也指导开展了一门叫做“影像成长日记”的电影课。在阜宁风灾之后，他们给灾区的孩子播放《恐龙当家》，用小恐龙失去家人后的成长故事来引导孩子。志愿者很快就辨别出，哪些没法接受的孩子需要进行单独心理辅导。

　　今年，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心理援助20年”的口号，要在未来10年将心理援助投射到更多失独家庭、烧烫伤孩子的心理创伤，建立起更规范的标准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吴坎坎希望，心理学能像“1+1=2”一样，成为常识。

　　据2009年的媒体报道，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过半个月以上的心理干预志愿者不足2000人，而有经验的心理援助者更为稀缺。吴坎坎告诉记者，10年之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已经培养了150名能够持续工作一个月的心理干预志愿者。他希望未来所有地区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咨询师。

　　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7年后，《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Ⅰ、Ⅱ、Ⅲ、Ⅳ级应急预案都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吴坎坎担心的是，依然没有一个实际部门对接开展工作。

　　在吴坎坎看来，灾后心理援助还有很多路要走。有的地方访民不满，当地政府就会请这些心理援助志愿者去“开导开导”。每当这时，吴坎坎都会认真地厘清他们和政府的界限，告诉对方“上访户的情绪问题，我们会帮忙调适，但是根源需要你们自己解决”，让两方都明白他们是中立的第三方。

　　还有一次，在一场灾难过去两三年后，心理援助站需要回去继续做灾后心理健康骨干教师培训。当地政府问他们，能不能不要再用“灾后”两字了。吴坎坎强调说这是灾区的项目，他们才又勉强加上了。经历多了，他明白对方“要淡化这个事情”，自己有时候也不再执着，“毕竟大家都在恢复。”

　　更让吴坎坎无奈的是，有时候一些灾区学校在上课时，突然就组织孩子去操场上领捐赠物资，或者临时通知某领导要来视察。近年来，总是有一些企业和基金会打着援助的旗号闯进他们的课堂，拍了些照片又一窝蜂地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志愿者们。

　　“中国灾后虽然救援非常快速，但是我感觉这种混乱还会持续。”吴坎坎说。

　　在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吴坎坎发现，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不止普通的灾民，医生、护士和消防员成为“隐形的受伤者”，“消防员的内心的创伤，在今后会逐渐表现出来。”

　　但是这样的心理援助需求很多时候被忽视。“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强者，以为通过调整就能很快恢复。实际上个体差异不同，心理援助在这一块是缺失的。”吴坎坎的导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雨青，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目睹了过多最惨重的场面，但地震10年后，有些官兵已经退伍，很难持续跟踪。他认为，应该学习美国对待退伍军人的方法，退伍后继续追踪他们的心理动向。

　　吴坎坎能做的，只是建立起更成熟的督导体系。在灾区，被认“干爹”“干妈”是志愿者的禁区，“不能建立太多的联系，不然会面临更大的分离之痛。”李晓景记得，在芦山工作站，有一个孩子特别乖，经常会主动帮助志愿者做事，大家都很喜欢他。但一天孩子突然提出要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大城市看看，志愿者思考良久，决定拒绝。

　　同时，还要防止每天与灾难共处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受到伤害。

　　刚开始介入心理援助时，专家和志愿者被要求待一个星期就离开。后来，还有一部分专家坐阵后方，专门应对前方志愿者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定时去为他们做心理疏导，以免造成永久的心理创伤。

　　吴坎坎记得，他第一次从汶川回到北京，连续看了几天轻松的电视剧，不想工作，害怕面对现实。后来在家人和导师的帮助下，才慢慢恢复过来。

　　但是至今，他都不愿太主动地去回顾他在灾区中亲眼目睹的惨象，除了接受媒体采访，他很少主动向家人、朋友提起，因为“每提一个事件，当时的惨象又会在我的脑子里过一遍”。每到纪念日，他会努力地回避。

　　今年的5月12日，吴坎坎受老师和当年的志愿者朋友的邀请，重返当年做志愿者的地方。

　　回汶川之前，吴坎坎心里也犹豫了很久，他已经有许多年没回去过。最终下定决心过去后，他发现以前空旷的平地，都盖上了楼房，再也没有当年的影子。

　　位于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作为遗址保存下来，地震留下的伤痕依然停滞在那里，两个当时帮助一起救灾的工人行走其中，依然对一草一木都记得十分清楚。即使过了十年，他们的家人在当年也大多无恙，地震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依然明显。

　　在观光车上，大家讲着故事，痛哭着拥抱着对方。吴坎坎觉得，这也是一场迟到的纪念仪式，心里仿佛落下了一块大石头。虽然哭过之后，那两位汉子抱歉地说“见笑了”，但在吴坎坎看来，“特别是到了纪念日，情绪应该是宣泄出来的。1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打开和被包扎的时间，但很多人回避了。”

　　重返灾区时，他听到了一个故事。一对北川的夫妻，从5月12日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两个人坐在沙发两头沉默，他们都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谁也没有能力去触碰对方的伤疤。他猜测灾区还有很多这样沉默的人，“他们心里的伤其实一直是压下来，不可能消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