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1日,成都春熙路,阿来阿呷(右)和尔古依呷第一次体验电玩。

2018年8月23日,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漫水湾镇,阿来阿呷正在院子里和家人一起做农活。摄影:张可凡

　　锦江河水静静流淌,安顺廊桥上灯火辉煌。一位歌手坐在河边,轻抚琴弦吟唱着歌曲。即将告别成都的两位彝族小姑娘安静地趴在栏杆上,眼里有不易察觉的泪光。

　　“我们就要走了,就要和成都分别了。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真的好难受,晚上我无法安睡,因为思念已经在我脑海中回荡。”　

　　——8月20日,尔古依呷日记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14岁的尔古依呷和15岁的阿来阿呷在成都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随后,她们就又回到自己的家——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漫水湾镇一片部队废弃的打靶场。

　　与她们结缘,源于10个月前的一次采访。

　　走出大山

　　凉山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二元经济特征显著——地处高山、高半山的昭觉、布拖、雷波、美姑、金阳等县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属于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西昌、冕宁、德昌等安宁河流域的县市地处国家级攀西战略资源开发区,自然气候温和,经济相对发达,也有着相对优良的教育资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些身居深山、富有闯荡精神的农民,怀着对宜居之地的向往,离开故土,迈开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

　　他们有的与迁入地村民私下交易,“购买”土地,安营扎寨；有的则选择无人耕种的土地自己开荒。近的迁至凉山州内安宁河流域的各县,远的足迹已到达云南怒江。

　　通过搬迁,大部分移民摆脱了恶劣的生存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创造了相对舒适的生活。但也给迁入地带来许多棘手的管理问题。

　　由于没有迁入地户籍,他们也面临尴尬——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到与“原住民”同等的惠民政策。自发形成的“村落”里没有基层组织,也没有扶贫资金、项目的注入。一些家庭因病、因学陷入贫困,但因离开户籍地多年,早已失联,无法被纳入“精准识别”的范围。

　　凉山州有关部门统计,已自发搬迁农民在凉山有17万人。这其中也包括依呷、阿呷两家。

　　去年11月,因为参加新华社深度贫困地区调研,我与同事再次去探访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从冕宁县漫水湾镇郊区的一条碎石路上,我们遇到了14岁的阿呷和13岁的依呷。

　　她们是漫水湾中心校的六年级学生,是好朋友,也是邻居,正好来自我们寻找的自发搬迁户家庭。她们说着流利的汉语,比起大山深处的孩子大方很多。

　　依呷的性格很开朗,爽快地答应为我们带路去她家。

　　她家所在的“村庄”曾是一片部队的打靶训练场,后来部队不再使用。在过去20多年里,这里逐渐成了搬迁到此农户的“美丽新世界”。

　　从家到漫水湾中心校,她们每天要在碎石路上走近3个小时。

　　依呷的老家在喜德县两河口镇布曲洛村。21年前,在她还未出生时,父母搬离了地质灾害频发的老家,来到了打靶场。彼时的打靶场只有7户人家,他们选了一片地势相对平坦、远离公路的地方进行开垦,开始了新的生活。

　　如今这里已经聚集了100多户居民。

　　碎石路边,黄牛在吃草,一些院落中,传出声声猪叫。傍晚的风吹过收割后的田野,空气里有柏树的清香。

　　走到打靶场地势最高处,是两个女孩紧邻的家。

　　最初的十多年,依呷的父母一直过着没有电的生活。直到8年前,聚居点的村民自己凑钱请电力公司拉来了电杆,架起了电线。至今这里不通自来水,用水靠山泉和自己打井。

　　依呷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爸爸尔古伟各常年在外打工。

　　为了养活留在家里的3个孩子和老婆,54岁的尔古伟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忙碌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工地上。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小工一天的工资是150元。当我们见到他时,他刚带了1万多元回家。

　　回忆起老家种地的日子,尔古伟各说,搬出大山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以前总是提心吊胆,怕山体滑坡。搬出来后眼界也宽了,知道外面可以靠劳动挣钱。”他说。

　　近年来,打靶场所在的冕宁县面对自发搬迁户这个“老大难”问题,积极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协调当地的学校,让这些移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入学待遇。

　　多年在凉山走访,我发现,几乎所有贫困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如出一辙——愿孩子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对于住在打靶场的搬迁户来说,孩子不必花高价就能走进漫水湾中心校的课堂,“美好生活”已经实现了一半。

　　读书梦想

　　然而,并非每个家庭的梦想之船都能一帆风顺地驶到彼岸。

　　阿呷的老家在昭觉县金曲乡瓦莫村,幼时随父母搬迁至打靶场。她安静而内向,眼神中有种远超同龄人的沉稳。

　　刚走进她家家门,便看见她81岁的爷爷披着查尔瓦(彝族披风)坐在地上,老人腹痛多日,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因为离开老家多年,阿呷家没有参保新农合。她说她的愿望是长大后当个医生,治好身边人的病,可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她悄悄告诉我,家里一共6个孩子,她是老大。父母想让她读完这个学期就辍学,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难以想象,14岁的她,小小的肩膀竟要承担如此重担。

　　其实,阿呷在13岁的寒假就去东部某省的一个电子元件厂打过工。跟着老乡,先从漫水湾镇坐车到西昌,再坐13个小时硬座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23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去……

　　工厂里,她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一个月下来挣了2000多块钱。她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全部交给了父母。“只要能读书,再怎么苦都可以。”

　　回家的路上,没有买上座票,她站了20多个小时,脚肿了,鞋都穿不上。

　　“我去过成都,但只从火车的窗户里看到过,那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她说。

　　而依呷连西昌都从未踏足。打靶场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山上的树林是她的游乐场。谈起未来,她说:“两个姐姐都嫁了,下一个就是我。”

　　虽然小大人的语气里充满认命的无奈,但她们的眼睛里,分明闪烁着对读书的渴望。

　　那一天,连“威胁”带承诺资助,我花了很长时间做通阿呷父亲的工作。快天黑的时候,他终于放弃了让阿呷辍学的想法。

　　快离开的时候,依呷拎着几颗圆根萝卜满头大汗地从地里跑过来。彝族人热情好客,来了远客必然尽心接待。可她们拿得出手的只有萝卜。

　　这里距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只有40公里,抬头能看见璀璨的银河,阿呷和依呷坐在家门口看过火箭升空的壮丽景色。不远处,是京昆高速川流不息的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