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7岁才拿起画笔的梵高是满脑子幻想无从表达才选择了绘画。1994年，一场大水席卷深圳，港商的油画厂里漂出了梵高、莫奈的诸多仿作，水退后全埋在泥里。周永久兴奋地跳到地里，把它们捡回去洗净、晒干，打算回老家吹嘘说是自己画的。一张张晾时，他发现这些画好看，想学，于是抽空就练，过年都不回家。

　　一年后，广交会上来了订单，恰是他从泥地里捡来的那些图案。过了快两年，他才知道那是仿梵高、莫奈的画。

　　“感谢梵高，不只养活了我，也养活了（大芬村）那么多人。”赵小勇自觉比100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运气好太多。

　　他凭着这份营生在深圳和老家都买了房子，有了车。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大芬村生意严重受挫，他也意外迎来了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门前开纪念品商店的客户。对方不仅给他提供了几年稳定的订单，还邀请他去欧洲参观。

　　2014年欧洲之行，他戴着墨镜，余海波等人跟拍纪录片，欧洲人以为他是大明星，来和他合影。博物馆的管理者听说他专画梵高，给他竖大拇指，还安排出独享的参观时间。

　　赵小勇终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迹，金色的麦田近看呈现出实物般的淡灰，每一幅画的油彩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厚，层次却更丰富。他发现梵高的画充满了色彩的渐变和细腻的笔触，“看不到半点抑郁，全是热爱和乐观。”

　　他在梵高作画的咖啡馆支起画架现场作画——把手机对准天空，屏幕中就是梵高笔下荷兰天空的颜色。这一场“觉醒”般的经历令他成了《中国梵高》的主角，有了更大的名气。

　　周永久不太明白，余海波明明拍摄自己的时间更久，为何自己成了配角。他自嘲运气“没那么好”。2000年他事业顺风，却被合作伙伴欺骗，卷走了60万元。为了不总被村里做画框、卖画布的店家追债，一度带着徒弟搬出了大芬村。

　　2015年，朋友开发龙华区的楼盘，对外每平方米1万元，给他卖6000元，还说先付20万元首付就行。坚信买东西要全款的周永久拒绝了，于是再买不起房子。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租来的房子，3个孩子睡一间卧室。

　　他没有积蓄，收入只够应付花销。当年的朋友都过得好，他一度羞于见面。即使在今天的大芬村，狭窄的过道里依旧摆满了油画，它们被称为“画墙”，是开不起画廊的人们最后的归宿。据报道，2008年大芬村最火红时，也有80%的画工挣扎在贫困线——他们中很多人在这些间隔一两米的缝隙里，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头上垂着散乱的电线，再在街边支个画台，拉上电灯，挨着馄饨摊，或者泔水桶。

　　赵小勇后来因为工厂“无聊”来了大芬村，师傅是位画了一辈子梵高的老人。这位老人几乎有着梵高一样的性格——孤僻、酗酒、难以捉摸。他坚持画要精细，不肯大量复制，因此贫穷，妻子都弃他而去。2015年因肺癌去世时，他独自一人蜗居在小屋，血吐到床上，手边没完成的《麦田与乌鸦》恰是梵高死前最后一幅画——过了很久，听不见咳嗽声的邻居才发现他的遗体。

　　“最幸运”的赵小勇也在感受动荡。欧洲的博物馆馆长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作品”，他心里一颤。看到梵高的真迹，他在画前一遍遍嘀咕“不一样”——过去参照的画册全都有细微的失真，他感悟的笔法大多错了。回国后，他立刻凭记忆临摹了一幅梵高的画，确实不一样了。他至今珍藏着这幅画，3万元都不卖。

　　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不能成为真的艺术家？真的被人欣赏？”他清楚放弃临摹就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不知道梵高那时是否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他没有答案。

　　时代

　　在大芬村，很多人是被时代推着改变的。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大芬村订单量暴跌60%，人力与原料价格上浮，还陷入与福建友商们的竞争。

　　今天的深圳，大芬村不再是主角，在呼啸的快轨和高楼林立里，它显得格格不入。村里五颜六色的小楼被大厦包围，地图上周围路况时常呈现黑红。汽车的喧闹里，村里很难听到画笔和画布摩擦的声音——做画框的店家们毫无顾忌地用电锯发出轰鸣；油画村入口的标志性雕塑被路障围了起来，铁锹电焊在施工。

　　境外的客人们不再阔绰了。香港人来周永久的店里，渐渐过了千元就嫌贵；直到2010年，还有加拿大和黎巴嫩的客商打听仿画的价格，周永久报了价，对方直喊“NO”。暴脾气的周永久急了，回敬更多“NO”，赶走他们。

　　大芬村临摹复制的历史在境外客商心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低端印象。前两年，日本电视台还以“低劣”之类的主题报道大芬村，引发了画师们的抗议。一位大芬村的贸易商说，她给日本客户报几百元的价位，可对方不满意，非觉得大芬村的画就值几十元；全球客户从网上询价，普遍还想要便宜货——时间长了，嫌烦的她编了价目表，直接复制粘贴。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信，问的常是“能不能再便宜点”。

　　失落感席卷着他们。在荷兰，赵小勇发现“大客户”的店原来就是个杂货铺，自己的画和五颜六色的衬衣、玩偶摆在一起。他沉默地站在店里，外国客人就在身边一件件翻扯。他对着镜头嘟囔，“我以为他的画廊很高档。”

　　金融危机也影响了周永久，他的徒弟们散了，大多转了行。闲下来的他反倒有时间琢磨画。他想画点不一样的向日葵，记起了自己当年在哈尔滨学的刀功。他把梵高的仿作和自己试验的新画挂在墙的两边，自己跑到远处看，越不同，心里越得意。直到某天，一个意大利人指着他原创的向日葵说“好”，要花260元买，当时梵高的仿作只值大约100元，他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周永久从此再没做仿画，原创作品现在能轻松卖到上千元的价位。他发现人们愈发喜欢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他满意的状态——轻松、市场认可，又是自己的表达。不少老画师以此为出路。

　　赵小勇也试着改变。他很早就有去荷兰观摩梵高真迹的想法，妻子一直不同意，觉得订单做不完，家里又需要钱。两个人总在阴暗的家里吵，争执往往被窗外呼啸的地铁打断。等他真去了荷兰，看到梵高的画，忍不住就把脸凑上去，盯《向日葵》足足10分钟，“我画了梵高20年，比不上这博物馆里的一件作品。”

　　他迫切地想了解梵高，崇拜他，进而想到自己。他在夜里顺着梵高生活过的街道走，告诉身后的朋友小点声，别把他老人家吵醒了。纪录片《中国梵高》里，他去梵高的墓地参观，突然想到要拜师——没有三炷香，他点了三根烟，用几个青苹果垒在梵高墓前。他发现自己几百元售出的画，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卖约4000元人民币；喝多了，他喊着要“把我的心态讲给梵高听”，然后吐了。

　　去荷兰前，听从朋友的建议，赵小勇一度去浙江宁波的家居城里开了画廊，专卖面向有钱人的高档装饰画。那是笔不错的生意，一个月开张几单就是几万十几万元的收入。可他心里不舒服，自己成了商人，只需进货，不再画画；商城里的人也在商言商，开始给他好的门面，后来就把他往角落里赶，没觉得他做的是“艺术”，没有尊重。

　　从欧洲回来后，他有冲动，想再接近梵高，突破自己。他说，自己梦里见到梵高，大师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他大喊：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然后伸手去抓，惊醒了。这种夜晚会让他难以入眠，满脑子是梵高。

　　赵小勇后来在宁波高新区的写字楼租了一间画室，整座楼空荡荡的，有些阴冷，他闲时在里面孤单地画，用强烈的热情画精细的高仿。可状态不对，心很烦，一个生意的电话就能打断思绪，不在大芬村那种大家都吵着画画的氛围里，他反而静不下心。

　　最后他完成了6幅自己满意的高仿作，“像到不能再像。”但放到市面上卖，依旧是几千元。买家觉得再好也是临摹，“不知道画师背后的激情。”他有些心灰意冷。

　　赵小勇的家里原本挂着一张仿制梵高的《鸢尾花》，那是他2000年在大芬村接到的第一笔大订单中的第一张画。2016年，家里装修，他让爱人把这张画取下来，卖了6000元钱。买家看中了它的意义和历史感，赵小勇却想和它告别。

　　过去一直画梵高，他立志要画自己的画了。

　　梵高带来与带走的

　　告别梵高是漫长的。至少在2018年，纪录片和“中国梵高”的身份让赵小勇很难摆脱梵高。

　　他关掉了宁波的画廊回大芬村创作，适逢《中国梵高》展映，令他声名鹊起。赵小勇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中国梵高”，一些看了纪录片的观众不远万里跑到店里拜访他，握手、合影、买画，包括日本和欧洲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