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书法

　　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郎绍君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时常回忆起当年那个暮春时节，先生欣然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名校出身又无嘉贤荐举的考博学生。在困顿而迷茫的人生路口，他为我敞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让我在长久的惊喜和感恩中再次领受学术的惠赐。

　　郎先生待人亲和，论学徐徐道来，在慈爱的神情与朴素的话语中，挺拔着关乎做人与为学的求实精神和恭严立场。做先生的弟子无比幸福，因为在读书和思考中遇到问题和困惑，几乎随时都能登门请益，有时畅谈良久，亲炙鸿篇妙论；有时仅三言五语，却闪烁着无限启迪。

　　记得当年，大到博士论文，从开题到成稿的数番讨论和修订，小到一张表格，上面的简短评语和签字，郎先生都审慎为之。我明白，笔下的每一个字对先生而言，都意味着责任。我自知谫陋，不敢妄谈先生的学术，只能说，自入先生门下，最让我叹服的就是这种浸透于研究事业方方面面的巨细无遗的严谨态度，也正是他常说的对学术必须怀有的敬畏心。这种信仰般的敬畏，又与化于质朴的严谨合二为一，构成了我跟随先生渐渐步入美术史堂奥的第一课。

　　个案的精研

　　郎先生早年一度对古代美术抱有兴趣，曾在苏轼的文艺理论、敦煌壁画、历代画论等课题上用力，也为研究生开过美术批评史课程，发表了相关文章。1984年，因工作需要和领导安排，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近现代分支）》副主编，还做多卷本《中国美术通史》的编委兼“现代卷”主编。

　　正是这两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成为偶然机缘，让郎先生在搜集材料和撰写课题的过程中，将关注点转向了近现代美术领域。198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论《论现代中国美术》，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以宏观的眼光反思了20世纪中国美术若干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在不断地思索和研讨中，他又将研究范围进一步集中于20世纪中国画史。

　　郎先生治这段画史，颇受业内推重的是他专注于艺术家个案研究。这也是他从宏观课题进入精微探究的一个方面。这些艺术家包括齐白石、林风眠、黄宾虹、李可染、陶冷月、方人定、陆俨少、萧俊贤、吴琴木、柳子谷、梁树年、石鲁、赵春翔等，先生或著专书，或撰长文，在史学思想、研究方法、体察立场等方面皆一以贯之。

　　独立的个案内部是艺术家个体生命史与其所处时代之艺术社会史的重叠与交融，不同的艺术家个案又在20世纪中国这一共存的文化时空中彼此映照，有广度又有深度地支撑起纵横连缀、血脉相通的20世纪中国画史。郎先生的这一努力具有学科开荒的意义，为我们能够更趋理性、清晰地理解这一百年的中国画史奠定了知识根底。

　　无论做宏观题目，还是做画家个案，郎先生最先遵循的原则都是提出并追究“问题”，处处渗透着“问题意识”。他在《我与美术研究》一文中说：“做个案便于深入，有益于克服‘大而空’，但个案不是罗列琐碎的材料，它必须提出并贯穿于材料血肉相连的问题，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真问题而非假问题。”

　　在郎先生的个案研究中，“齐白石研究”颇具代表性。《齐白石》一书从搜罗材料、运思撰写到出版发行，累计13年。随后，先生又主编了《齐白石全集》，为台湾的齐白石大展写了《齐白石的世界》一书，以及一系列齐白石主题文章。这些成果泽惠学林，更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收藏家的必备读物。

　　其中，《齐白石》一书中将齐白石其人、其艺分开论述，以齐白石与社会大潮的关系、对官的态度、对宗教的态度、伦理观念和处事方式、农民气质与生活习惯、家庭与爱情、艺术发展历程、承传与独造、艺术的精神特质等一系列具体而实在的问题为纲目，史与论、解释与考述相得益彰。个案中的“问题”骨架，使个案增益了笃厚的史学价值和深广的阐释空间。与之相关，郎先生在指导学生做研究和写文章的过程中，对“问题意识”的倡导和强调也处处可见。

　　在20世纪画家个案研究中，郎先生的致力方向是“去蔽”，即追求真实、去除“遮蔽”，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貌。在《齐白石》一书的引言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本意是“敞开”和“去蔽”，“以引出齐白石研究的新开端”，并不无自省地强调：“我们努力投下一束光，起到一点去蔽的作用。这出于需要，也是可能的。看到了齐白石的被遮蔽，就有了去蔽的前提，尽管求取光明的人，有时也造成无意的黑暗。”

　　“去蔽”的意义似乎不仅限于艺术家个案本体，它还是以独立的精神和公允的目光回眸这段历史的必要门径。郎先生清醒地看到，即使再努力“去蔽”，也不免有新的“遮蔽”，但这也正是艺术史研究所捕获的乐趣之一。

　　做个案研究，郎先生还主张个体微观体察与宏观史学叙述的深度结合，既有别于单一的粗线条的宏大叙事，又将中国画自身价值、精神性、形式语言等具体问题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相关课题内在融合。

　　郎先生说：“对历史和现实的符号把握、对思想和意义的追寻，离不开宏观叙述。当然，宏观叙述须和微观把握结合，论要以史为根底，作为文化研究课题的中国画与作为艺术研究课题的中国画要融为一体。”（《我与美术研究》）这种立足于文脉发展上的宏观叙述，使扎实有据的个案研究超越了史料开掘的层面，而深入到思想史的言说和艺术史的流变中来，微观和宏观达到了默契的交汇。

　　郎先生做个案研究自成一体，并且在我们这些门生的论文选题和研究兴趣中得以传承，如华天雪做徐悲鸿，杭春晓做溥心畬，徐翎做周肇祥，云雪梅做金城，张雁做黄胄，我做傅抱石等。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欲求穿越历史的烟云和层累的注疏，去真正靠近一个蕴藉着丰富人格和精神的生命个体，并与之从容对语，实非易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项个案研究无非是完成一场以主体人物为核心的自圆其说的叙事，并在这一过程中寻觅和检视研究者自我生命的栖息之所。只要闻获了这一声自我本心与研究对象遥遥相应的情怀合鸣，遒劲驰骤的壮歌也好，缱绻低回的婉曲也罢，似已足够。个案研究的材料较容易集中，相对来说，便于做到“竭泽而渔”式的搜求和清检，这就为下一步的系统研究奠定坚实而全面的文献基础。艺术家个案也并非是孤立而封闭的个体，他与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一个点能拓延为一个时空的横截面，恰是个案所处那一特定时期艺术史的切入口。这是个案研究得以绵延的学术生长点，也是郎先生鼓励我们以个案为起点坚持深入做下去的重要理由。

　　作品的深读

　　在画史研究中，郎先生高度重视对作品的细读和深读。他曾回顾：“我重视看作品，始于反复观看20世纪60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陈列。在天津的时候，我曾受教于古书画鉴定专家李智超先生，他对鉴定中‘熟看’（作品）和‘详查’（文献）的强调，给我很深的启示。四十多年来，我养成了认真看陈列、展览、画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著录的习惯。”（《我与美术研究》）

　　反复观看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品味其语言特质和精神韵味，最好能佐助于一些传统画论的滋养，渐渐深入到作品中去。郎先生认为，鉴定家解决的是艺术品的真伪，而美术史家还应该重视判别、鉴赏与品评作品的优劣。作品深读，是以对作品的熟知为前提，既有理性认知，也包括敏感的艺术品鉴能力。先生曾说“鉴赏能力的提高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既是美术史学者的职业关怀，也是以无数鲜活的作品串联成的艺术史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