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画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媒体说一平方米1.2万元，他说偶尔还会更高。他也又画起了梵高——只不过是精细的高仿，澳门的客人出价高，足以调动热情。一位美国的画商和他签订了合同，一年24万元保证金，预约他所有原创作品，销售另外分成。据说这位画商在中国考察了很多画家，都不满意，唯独对赵小勇感兴趣。因为他是“中国梵高”，有“可以塑造的点”，这在艺术圈很重要。

　　赵小勇还暂时离不开梵高。他给自己和妻子画像，依旧是梵高的风格，其他原创作品也大多还有梵高的影子。他迄今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梵高的头像悬在高处，达·芬奇等一众画家在下面伸长脖子、张着嘴，表示惊讶。用他的话说，这象征了“梵高的地位”。

　　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包括梵高在广场上作画，他站在后面看；或者是一堆没有眼睛的梵高自画像，寓意着“梵高，包括我们一生都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坦承自己现在还是在用梵高的技法表达自己的思想，钻研出独特的技法或许要很久。他感到恐惧、焦虑时，依旧会去看梵高的传记，然后就感到平静。

　　周永久倒是迫不及待地想和仿造诀别。那些日子的影响包括至今被砍价，客人仍会说“哎呀，不就是行画么，你们这里好多的”。愤怒的周永久会让他们“滚蛋”“去村里捡吧”。

　　他感到曾经临摹的经历让他更难收获尊重。有人邀请他供货，但不能签他的名字。遇到聊得投机的客人，周永久甚至不吝啬送画；但很多时候的感觉依旧是，“你就是大芬村的临摹画师”。

　　在大芬村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买了别墅，用大芬村的临摹画做装饰。画很贵，但人们一定会说：不要说你的房子装修多豪华，也不用说有多少钱，你挂这幅画，你形象就没了。

　　人人都想改变。《中国梵高》记录了赵小勇从欧洲回来后的一场聚会，人们喝了酒，一位年轻女画师结巴地表示想画自己的画，走自己的路，却又怕“像梵高那样的悲惨结局”。

　　女孩哭了。“时代不可预测。”赵小勇用力握着她的手安慰说，“想画就画。”

　　“我们不是梵高”

　　赵小勇清醒时也知道，“想画就画”说来容易，但“我们不是梵高”，没他的天赋，也没勇气过他的生活。

　　大芬村依旧是大芬村。时至今日，周永久画画，仍要把老式音响开到最大，放震耳欲聋的闽南歌曲；赵小勇的店里则放英文流行音乐，尽管完全盖不住隔壁气钉尖锐的撞击声。大芬村一如既往地吵，10多年前听的深夜电台都停播了，现在大部分人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放电视剧。

　　多数普通画师的生意仍不好做。大芬村附近书画交易广场一楼的门面，一半已被水吧、精品店和外贸服饰占据。村里的房租每年都在上涨，地铁开通后，消费能力更强的白领入住周边，政府也屡次试图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画墙。曾有画师在雨天被房东赶出来，画全都丢在水里。

　　赵小勇问一些老画师为何不原创，答复几乎都是“要养家”。熟悉村里情况的商人惋惜地说，一些画明明值5000元，但因画师急需收入，只得一两千元将就卖掉。还有一些在国外办过展的，就因为出身大芬村，明明开价五位数的画，最后也只能几千块成交。

　　去上海莫干山路的高档画廊探访时，赵小勇也能感到这种歧视。有人瞧不起大芬村，觉得就算原创也不是一个档次。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一位领导感慨，“大芬已变成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就连住在深圳的艺术家们也看不起。”

　　周永久第一次清楚感到和学院派的差异是2003年。那时他有在美院进修的机会，刚去时每天喝酒，和朋友们在教室后面玩。授课的老教授说，“你们画的多，但颜色理解不透彻，真到原创时会卡住”。周永久不耐烦地顶嘴，说“你能画我也能画”。老爷子就笑，不再多说。

　　课程快结束时，他晚上在学校闲逛，恰巧看到老教授在画画，越看越发觉不一样。他看老人画一个简单的苹果也要刀笔结合，用刀刮出一层淡灰色的背景，苹果的红颜料也要额外地调——如果没人教，这些简单的道理可能要摸索十几年。

　　如今，赵小勇坐在自己的画廊，面前是精致的红木桌，旁边架着他的原创画。门外有画工在油画堆里睡觉，作品一幅幅从吊顶垂下来。他说绘画是残酷的，有些人搞原创，努力，然后失败。包括美院的一些人，“画素描好得很，一上水彩就不行了，天赋问题。”

　　“原创作品需要思想基础，艺术的灯塔有几人能达到？”观察大芬村十几年的余海波判断，大芬村绝大多数画师的尝试都将是悲壮的。

　　余海波2004年第一次来到大芬村，感到震撼，“农民工与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杰作直接发生关系，折射的是改革开放后整个产业生态和文化形态的演变。”

　　但也有人能走出来。今年，周永久收到马来西亚的邀请，9月底将和爱人、徒弟一起举办国际独立画展。他的向日葵完全没了梵高的影子，不乏客人为了一幅原创画争抢。

　　赵小勇也鼓励身边的人。他的妻子至今做仿画，没胆量原创，加上两个孩子还在读书，想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位能盯着电视剧，就仿出梵高名作的女人说，“等孩子长大，我就去进修，再画自己的”。赵小勇劝她，“梵高就是单纯喜欢画画，没想那么多，表达不出来的思想就画出来。”

　　他自己也纠结，有时觉得自己“思想和能力都没到”，有时又会讲梵高的轶事自我安慰，因为梵高也从没受过任何美院的系统培训。如今更多时候，他喜欢就画，不介意别人评论，胆子要大。

　　今天的大芬村也有了自己的颜色。2017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中青年油画展上，大芬村拿出的不再是仿画，而是49件原创参展作品。

　　9月，赵小勇也在原创。他画了一幅家乡的街巷。真实的家乡破烂不堪，瓦碎了，木柱塌了，浑黑的铁水壶上积满了厚厚的锈。可他笔下的村子是湛蓝的晴天，有鸡，有牛，屋子洁净亮丽，天上的云彩被特意加了道白边，像被太阳照亮了。一点都不像梵高。

　　赵小勇十分喜欢去年上映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这部影片展示了开放式结局，暗示梵高不是自杀，而是被村落里取笑他的孩子们误伤丧命。赵小勇深以为然，因为他相信，梵高足够热爱绘画、热爱生活。

　　电影高潮部分用到了梵高决心投身艺术时，写给弟弟提奥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别人眼里的我是怎样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个在社会毫无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纵使如此，通过我的画作，我要人们看见，这卑微的肉体里尚存灵魂。”

　　赵小勇还记得自己刚来深圳，没有工作，只能睡马路、桥洞，甚至睡在山里的坟地。那时深圳的蚊子像马蜂一样大，他睡觉时用胶带把头缠上；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警察抓了，老乡们凑400元才救了他。那时的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作画，以自己的意志去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