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前，选手们去赛场熟悉场地，几位选手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温维娜/摄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走到了本届“振兴杯”的赛场。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一个月，我起码工作28天，徒弟跟着我干，他们虽然嫌累，还是愿意，因为他们能拿到最高的学徒工资。”易康笑着说。作为小师父，易康仿佛是使不完力气的“小超人”，一旦工作就会入迷，也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

　　在本届“振兴杯”的赛场上，像易康这样有“小师父”身份的参赛选手还有很多。他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都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从工人到老师，他身份的变化让亲友们刮目相看。当年，中专毕业的他，准备报考大专，有长辈曾委婉地劝他：“踏实学习一门手艺就行，没必再要浪费父母的钱。”

　　彼时，他还没有大志向。在老家甘肃天祝，父亲经营一家修车铺，他从小在工具堆里泡大，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不希望他继承家业继续修车。“没办法，我从小对汽车发动机感兴趣，学习起来特别快。”杨治文说。

　　毕业后直觉告诉他，钣金行业更有前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汽车，对钣金修复有需求。他进入4S店工作，按照行规，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没多久，师父离职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杨治文解决，担子重了，机会也来了，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面对。3年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被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人才挖走。

　　在企业带徒弟，到学校里带学生，90后的“小师父”也会有烦恼。以前他修车，徒弟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帮他收拾工具，很殷勤地打下手。如今，作为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讲解实操工艺。讲台下有些同学爱听不听，甚至会摆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反馈寥寥。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振兴杯赛场上，记者还遇到了来自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杨健，他是一位85后焊工。他坦言，现在的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工作地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深处，地理位置偏远，愿意来工作的年轻人本就不多，学习焊接技术又不轻松，所以能带上靠谱的徒弟并不容易。如果能找到称心徒弟，便如获至宝。

　　个头高大壮实的杨健，面对徒弟时却小心翼翼，不太敢责难他们。与自己当学徒时，对师父毕恭毕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杨健对徒弟的态度就像哥们儿一样，下班之后，还会主动约徒弟吃饭喝酒培养感情。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比赛一结束，焊工王振走到赛场外面，在树荫下一坐，打开一瓶水，一口气就喝了大半。心情有些放松，他撸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了一些焊接留下的疤痕。

　　身为90后的他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与王振一起参加比赛的搭档余荣华，是一位80后师父，在国家电网浙江萧山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获得企业内部技能比赛不少奖项，参与焊接过世界最高的电塔，也曾带过四五十个徒弟，但发现最终留在这个行业的徒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徒弟干一个星期就离开了。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来自江西的参赛选手罗宏伟，通过层层筛选，以省赛第一的成绩杀入振兴杯决赛。他在方大特钢工作，如今是一位85后的“小师父”。说起焊工的成长之路，他说得下笨功夫：“手上功夫的提高，还是要靠焊条喂出来。”

　　近几年，他也发现行业出现人才断层，表现就是90后的徒弟少了，甚至还出现师父多徒弟少的现象。

　　在他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更多了。与自己这一代相比较，90后和00后家庭条件好了，很多孩子没有生活压力，并不愿意来吃苦从事这一行业。

　　与罗宏伟一起参赛的搭档涂伟，是一名80后“小师父”，“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主要是靠自己闯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即便找不到工作，父母也会管着他们。”

　　王振与罗宏伟是改革的一代，赶上从国企向民企转制的尾巴。从改革前的低工资到企业收入的提高，他们深知掌握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事，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这样的体验，对于像他们徒弟这样的年轻一代，几乎是空白。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记者在振兴杯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位。

　　跟着师父学习了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