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周末，陈凯照例到教堂闲逛。有人问他：“陈，中国最近有什么新鲜事？说来听听啊。”陈凯想了想，国内正好有个热门新闻，就是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猝然去世，家人为了巨额财产的继承打起了官司。陈凯就讲了这个案子，大家边听边感叹：“太复杂了！真是一波三折啊！侯耀文没有遗嘱吗？他为什么不立遗嘱呢？”“我们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陈凯反问，“你们都立遗嘱了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啊！”这回轮到陈凯惊叹了，原来在澳大利亚，三四十岁的人都立有遗嘱，而立遗嘱的时间节点通常是在结婚后或者孩子出生后。

　　“中国人都不立遗嘱吗？”陈凯被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外国人在生命教育环节上显得比中国人要豁达得多,坦然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在现代文明社会早已是件被普遍接受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的财产就该由自己来安排。

　　3.遗嘱库灵感来自“正大光明匾”

　　在澳大利亚工作交换短短三个月，陈凯最大的收获就是强烈感觉到了遗嘱的重要性。

　　也是凑巧，陈凯回国后接二连三地接到官司，都是人到中年突然离世，因为没有留下遗嘱，家里人为了遗产分割起了纷争。尤其是“股神”张春旺去世后的遗产处置，让陈凯至今记忆犹新。

　　张春旺在换肝手术中撒手人寰，没留下一句话。他名下市值数千万元的股票引来了纠纷。家中父母尚在，兄弟姐妹共有7人。当事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老张身后到底留下了多少钱？根据妻子李婷的统计，两人手中的股票，有帮别人操作的资金，有自己的财产。其中，老家兄弟姐妹投入来炒股的钱，加上利润，总计约80万元。但这个数字远不能让亲戚们满意，因为大家听老张说过“最少赚1个亿”。

　　第二个难题是，老张的死讯必须要瞒住年迈的父母，然而如果他们不知情，就意味着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不能签字确认，双方无论达成什么协议，在法律上都难以生效，并不能算是对遗产的合法处置。最终，达成的并不是法律协议，而只是一种处理安排。根据遗产总数，核算出父母应该分得的比例，把这些钱存在一个监管账户之中，由李婷和老张的其他兄妹们共管。老人要用，经双方同意才能取出。一旦老人知道老张已经去世，立即将账户内的钱全部提取出来，交到老人手上。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家原本就很困难。平时闲聊时，谈起这个问题，有人愿意低调，也有人愿意吹牛，这时说的数字未必真实；可到了分配遗产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数字就可能引发巨大纠纷。后来还是陈凯找来了老张的股市交易记录，才证明了李婷所说的数字基本可靠。“股神”的遗产分配最后比较体面地和平结束。

　　这件事给陈凯的触动很大，当下社会，遗产分配已变成热门话题，而没有遗嘱给遗产分配带来的巨大困难将会被更多的人意识到。他开始研究遗嘱和继承安排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媒体上陆陆续续刊发文章。

　　“在中国，普遍认为父母的财产天经地义就是儿女的。不过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财富正在快速积累，对遗嘱的需求必然很快爆发。”陈凯简单分析了一下，一是中国处于国民财富增长期，中国人会越来越有钱； 二是中国家庭的变化也是五千年所未有的，离婚率高企，家庭中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三是房屋拆迁、人口迁徙这样的社会变迁仍然会长期存在。基于这些原因，陈凯判断遗嘱的需求会有爆炸式的增长。

　　在业内，继承法领域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方向，大量研究着眼于继承顺序、继承范围、遗嘱形式等传统方向，缺乏对一些新兴的、代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领域进行横向研究的视野，例如遗产税、遗嘱管理、间接继承等。

　　陈凯在研究中发现，遗嘱仅仅是写下来还远远不够，还得有权威性，而且要有合适的保管渠道。“一是要让当事人各方无质疑，二是要保管好。”研究了一年多之后，陈凯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机构制作权威遗嘱、保管遗嘱，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有公信力。

　　“在很多国家，有从事登记和保管遗嘱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但这种形式很难复制到国内。从法律上讲，立遗嘱这事应当是跟律所建立关系。但在习惯上，中国人有需要会找某一个律师，而不是找律所。而国内律师的情况很复杂，首先是公信力存在短板，其次是跳槽、出国、生病等情况都有可能对立遗嘱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公证处手续又很麻烦，且不能给立遗嘱人提供技术指导。”陈凯发现，新加坡在2003年成立了遗嘱登记署，这给了他重要启发，“这种形式可以同时弥补律所和公证处两方面的短板。”

　　顺着这个灵感，陈凯想到清代从雍正开始，皇帝会提前把遗嘱写好，并用一个木匣子封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等老皇帝驾崩以后，才当众宣读公布。

　　“现代人能不能也有这么一块‘正大光明匾’呢？”陈凯想到了一个词“遗嘱库”！新加坡的遗嘱登记署只负责登记遗嘱，并不负责保管。正大光明匾只保管皇帝的遗嘱，“我们的遗嘱库要成为国人登记、保管遗嘱的公共服务机构，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正大光明匾’。”

　　4.遗嘱库开张堵了半条街

　　心中有了“遗嘱库”的概念，但还不知该如何起步，受聘成为民政部下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法律顾问，让陈凯有了向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进言的机会。2012年，陈凯向李宝库详细汇报了自己对遗嘱库的构想，并得到支持。“我的财产我做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由副理事长傅双喜牵头，在基金会旗下设立“中华遗嘱库管委会”。

　　2013年3月，中华遗嘱库正式启动。这时候，距离陈凯的澳洲之行已经过去了5年。

　　“这5年中，我每天都会想这件事。不是有个吸引力法则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陈凯笑着说，“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有恒心。”

　　中华遗嘱库第一个登记中心设在西交民巷73号，由于担心人们还难以接受遗嘱，陈凯还事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谁承想遗嘱库开张当天就门庭若市，排起的长队把半条街都堵了。由于位置处于北京核心地段，当地居委会十分紧张，看到排队的绝大多数是古稀老人，这才放下心来。

　　“就像是吹开了火山口上的浮土，蕴藏已久的能量瞬间爆发了。”回想遗嘱库开张时的盛况，陈凯形象地说。

　　5年过去了，中华遗嘱库已在天津、广东、江苏、广西、上海和重庆设立了分库。位于顺义的保管库已经存放了9万份遗嘱，这里共可以满足200万份遗嘱的存储需求。一排排整齐的蓝色存储柜之间形成若干个通道，每个通道都设置了监控探头，通过监控屏幕可以清晰地看到存储库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