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运的不幸

在恢复非新冠肺炎门诊的武汉协和医院，一名患者正在就诊。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吐尔逊·阿吉已经在武汉住了5个多月。他没有要离开的打算，虽然4月8日武汉离鄂通道就已正式开启。

　　按计划，吐尔逊至少要在这座城市度过今年夏天。到时，距他1月份接受手术就过去半年了，不用再频繁复查。

　　为了求生，尿毒症患者吐尔逊从27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来到武汉。配型成功后，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一颗健康的肾脏开始在吐尔逊体内运转，但第二次手术后第二天，他就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那时候，吐尔逊·阿吉的命运，就像一枚在空中不断翻动的硬币。不到落地时，谁也不知道“幸”与“不幸”到底哪一面朝上。

　　检测阳性

　　接到医院通知自己去做核酸检测的电话，米娜娃尔心里一沉。

　　那天是1月25日，武汉持续着连续数日的阴雨天气。虽然已来了两个多月，米娜娃尔还是不习惯南方冬日的湿冷。

　　“你爱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你也有被感染的可能。”身穿防护服的医生一面开着检查单，一面对米娜娃尔说。

　　和自己猜测的一模一样。“他刚做完大手术，会不会被转移到隔离病房？”来不及担心自己，米娜娃尔脱口问出了这个问题。

　　“先别想那么多，你快去做测试。”没能从医生的回答中捞到一丝安慰，米娜娃尔越发觉得全身冰冷，她形容自己“像一根木头”一样，无意识地在医院里移动着。

　　“好不容易熬到新生，怎么会这样？”米娜娃尔觉得5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

　　病退前，维尔吾族人吐尔逊·阿吉是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副局长兼工会主席。2015年3月，他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前往喀什叶城县萨依巴格乡工作。当地经济落后，各方面工作基础薄弱，大半年时间，吐尔逊几乎天天加班，生活没有规律，“后半夜才吃晚饭是常有的事。”

　　几个月后，吐尔逊频频出现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但他没有放在心上，“我以前就患有多囊肝和多囊肾，以为只是工作太累了引起身体不适。”

　　2015年10月，趁着轮休，吐尔逊到乌鲁木齐的医院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肾衰竭，也就是常说的尿毒症。那一年，吐尔逊才54岁。

　　“天塌了。”得到消息后，一向坚强的米娜娃尔躲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经批准，吐尔逊结束驻村工作，在单位的关心和安排下，一边上班一边接受透析治疗。

　　生病前，吐尔逊是勘查局里的运动健将，从他40多岁时拍下的照片中还能看出这是一个肌肉线条分明的健壮汉子。但随着病情发展和透析进行，吐尔逊瘦了近15公斤，身体也越来越差。冬天的乌鲁木齐室外气温很低，为了避免感冒引起感染，他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新疆的食物大多重盐重辣，因为肾脏不堪重负，吐尔逊不得不选择忌口。

　　一周透析3次，每次4小时，生命靠此延续。

在隔离病房里，吐尔逊与护士陈玲合影。 受访者供图

　　到武汉去

　　在等待检测时，米娜娃尔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可除了简单几句安慰，她再也说不出别的话。身处一家医院，夫妻俩却不能见面，做完核酸检测，米娜娃尔只能选择回住处等待结果。

　　封城两天的武汉，已很难见到出租车的身影。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如果不是因为血液透析“实在做不下去了”，这对夫妻本不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出现在武汉。

　　抽筋、贫血、呕吐……透析近4年，吐尔逊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有好几次透析才进行到一半，他就感到呼吸急促、虚汗直冒，必须中断治疗休息好一阵才能缓过气。

　　2018年7月，因无法坚持工作，吐尔逊办理了病退手续。受限于技术，人体内部分有毒物质无法通过透析排出，长期积累后，这些毒物同样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想要有质量地活下去，必须换肾。

　　2019年11月13日，吐尔逊和米娜娃尔第一次来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从一开始了解肾移植我们就知道了武汉。”吐尔逊在乌鲁木齐透析时认识的一位病友数年前在武汉接受了移植手术，因为出现排异现象，他比吐尔逊夫妇更早几个月抵达武汉，想要再次换肾。从这位病友身上，吐尔逊第一次对肾移植后的生活有了形象的了解。

　　到武汉去，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是这座城市强大的医疗资源。武汉有华中地区“医都”之称，按照2018年武汉常住人口1108.1万人计算，武汉市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5.51个，三甲医院2.44个，远高于全国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2.20个、三甲医院1.18个的水平。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均作为综合性医院名列全国百强医院名单。

　　“他刚来时，已有血尿症状，是晚期表现了。” 邱涛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参与了吐尔逊治疗的全过程。

　　每一天，都有像吐尔逊这样的尿毒症中晚期患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邱涛所在的科室求救。“我轮得上肾源吗？”吐尔逊夫妇有些担心，他们是少数民族，初来武汉又人生地不熟。

　　“请放心，在这里，每一个病人都会被平等对待。”同样的问题，邱涛被问了无数次，每一次他的答案都一样。在肾病科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吐尔逊的数据被录入数据库，一旦有合适的肾源，系统就会自动匹配。

　　我国每年约有30万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但仅有1.6万幸运者能获得器官移植。其中，接受肾脏移植的人数大约占到1/3，即5000余人。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病科，有的人等肾源已等了四五年。因为病人太多，透析室从白天到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候即使过了零点，还有病人在治疗。

　　吐尔逊是AB血型，相对来说遇到匹配的肾源更不容易。他出院后，夫妻俩在距离医院约5公里的洪山区锦江社区租了套房子——他们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

　　两次手术

　　“是外出时被传染的吗？”“还是在透析室被传染上的？”回到租住的家中，米娜娃尔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大脑完全被丈夫的检测结果占据。

　　吐尔逊算得上是较早进行有意识防护的人。2020年元旦刚过没几天，远在乌鲁木齐的女儿迪丽达尔就从新闻中得知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接连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虽然当时的说法是不存在人传人现象，但因为父亲情况特殊，迪丽达尔还是嘱咐父母减少外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1月13日上午，吐尔逊手机响了。

　　“听他接电话的语气，我猜是医院打来的。”似乎有一种预感，米娜娃尔突然紧张起来，眼睛紧紧盯着丈夫。

　　真的出现了与吐尔逊匹配的肾源。挂掉电话，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蹦跳着与妻子拥抱在一起，“当时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那一天，米娜娃尔特地让吐尔逊去理了发，她说，要精精神神地迎接新生。

　　1月14日下午，一场6个小时的手术后，一颗健康的肾脏植入了吐尔逊身体里。

　　手术后吐尔逊住进了无菌病房，每日三餐由米娜娃尔送到医院再由护士转交。虽然见不了面，但每天通过手机视频，米娜娃尔和在乌鲁木齐的女儿迪丽达尔也能看到吐尔逊在一天天好起来。手术后第3天，他已经能下床走路。迪丽达尔说，那时她还想着到了春节假期，就去武汉看望父亲。

　　两个多月后再回忆，米娜娃尔已说不清变化是如何一点点发生的。吐尔逊手术后那一个星期，她每天出入医院3次，每次都能看到门诊部和急诊部外等待的人又多了一些。到后来，排到室外的队伍越来越长，医院还为他们划定了专门的排队区域。一心想着丈夫，米娜娃尔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1月20日，吐尔逊术后第7天，新冠肺炎首次被确定存在人传人现象。同时，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建议：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在武汉的人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

　　吐尔逊记得很清楚，就在那天以后，无菌病房多了每天消毒的程序。“病房一次，走道一次，医生护士还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戴口罩。”

　　1月22日，术后第9天，吐尔逊感觉移植肾区有明显胀痛感，伤口出现隆起、出血现象。第二天，相关症状进一步加重。“病人尿液减少，彩超检查结果提示移植区域有血肿。”吐尔逊的主治医生金泽亚说，当时的状况，吐尔逊需要接受探查手术。

　　那天，是武汉封城的日子。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医院的非紧急手术都停了，要不要开这一刀，移植科从上到下掂量了许久。手术意味着感染风险；保守治疗则会加大移植失败的可能性。

　　没人愿意让珍贵的肾源浪费，让病人失望。当天下午，经米娜娃尔签字同意，吐尔逊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护人员做了最严密的防护。主刀医生金泽亚戴了两副手套，从里到外穿了洗手衣、手术服和防护服三层衣服，头上还戴着防护面罩。不知道是因为太闷还是太紧张，手术还没开始，金泽亚就感觉手心、胸前渗出了汗珠。笨重的穿戴影响了人的灵敏性，他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不少，就连和护士的器械传递，都既小心又缓慢。

　　两个多小时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周江桥走出手术室告诉米娜娃尔，“移植区域的血块有成年人拳头大小，已全部清除，病人情况稳定，手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