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武汉部分医院通过快递公司保证病人用药。受访者供图

　　“不转移了！”

　　米娜娃尔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只是这无法给她足够的安慰。女儿迪丽达尔不能赴汉，米娜娃尔不得不独自一人在异乡面对接二连三出现的意外。

　　疫情还在蔓延，武汉人引以为傲的丰富的医疗资源迅速透支，并且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先是成为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后来又被定为重症收治医院，许多非呼吸、传染科室的医护人员都被抽调到一线支援，普通医疗服务基本停止。

　　在周江桥和邱涛的安排下，该院器官移植科能出院的患者都出了院，“因为他们更容易遭受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各种感染。”吐尔逊第二次手术后，剩下的不到10个病人分散住在单独的房间。

　　仿佛是要印证邱涛的说法，1月24日，吐尔逊出现低热症状。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整个病区因此高度紧张起来。“我们反复回忆反复核对，但谁都不敢保证手术中没有一丝暴露。”一位参与了吐尔逊第二次手术的医生回忆说，“那可是最密切的接触。”

　　金泽亚和相关医护人员被安排接受核酸检测，器官移植科对吐尔逊采取了临时隔离措施。接下来怎么办，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按照规定，新冠肺炎患者必须转入感染病房，可当时的武汉已是一床难求。这意味着刚做完手术还需要特殊护理的吐尔逊可能要被送回家隔离。

　　这无异于要了他的命。

　　“我们不会丢下他不管，你放心。”接到米娜娃尔的求助电话后，周江桥这样回答，和这对夫妻刚就医时邱涛说的话如出一辙。

　　继续留在移植科治疗是对吐尔逊最有利的方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有护士哭着打电话给邱涛问能不能把吐尔逊转到呼吸科。“那是最混乱的时候，一旦感染，即使是医护人员也无处治疗。”邱涛很理解这种心情。

　　周江桥和邱涛还是决定赌一把，“医生的职责让我们必须这样做。”他们把吐尔逊的情况向医院汇报，经专家会诊，认为吐尔逊属于轻症患者，可以就地隔离，由主治医师和指定护士在三级防护后对其进行治疗和护理。同时，呼吸科医生还针对吐尔逊的情况给出了用药建议。

　　“不转移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迪丽达尔掉下了眼泪，“我知道，医护人员是冒着极大风险做出这个决定的。”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夏剑曾对媒体估计，正常情况下，他所在的医院一年接待急诊患者12万人，其中有10%-20%是需要抢救的患者。但疫情期间的抢救量大概是正常状态的1/3，其中还包括新冠肺炎引起的抢救。至于普通门诊，数量就更少了。

　　科室停摆，对病人的照顾不能停摆。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3个月内需每周复查，3个月至半年内每隔45天复查一次，期间还要不间断地服药并根据病情调整用药。随着疫情愈发严峻和市内交通中断，不少患者给器官移植科打电话，说不敢或不能前来复查取药。粗略统计，整个科室面临断药风险的病人有80多个。

　　他们决定送药上门。1月27日，封城第5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护士、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志愿者组成了“送药小分队”和“抽血小分队”。第二天上午，根据事先整理的信息，8名队员出发收集患者病历、医保卡等资料；当天下午和晚上再根据需求取药、分装。邱涛粗略统计，每位病人平均要服用十多种药物，有的一次性就要配齐三四十盒。

　　1月29日，为了给第一批19位患者抽血、送药，两支小分队从凌晨一直奔波到夜里，行程遍及武汉三镇，路程均超过了100公里。

　　有人需要药物，有人需要透析。对还未等到肾源的尿毒症患者来说，能否定期透析关乎生死。武汉市第四医院是疫情期间该市少数没有停止血透服务的医院之一。从1月21起，该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在48小时内完成了血透室的临时改造，与发热门诊彻底隔离，保证350多位普通患者透析需求。

　　这里也因此成了许多外院患者的救命稻草。由于原所在医院关闭血透中心，这些病人普遍中止透析一周以上。有人全身浮肿，最大号的鞋都穿不进去；有人因体内毒素堆积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因人手短缺，第四医院血透室一直维持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每天工作都超过12个小时，但面对不断转来的病人，该院肾内科主任董骏武教授用疲惫沙哑的声音说，他们无法见死不救。

　　“第二故乡”

　　器官移植科护士陈玲没想到，没被抽调到一线的自己也在疫情期间穿着防护服工作了近10天。自吐尔逊第一次手术起，她就是这位维吾尔族大叔的责任护士，得知吐尔逊感染新冠肺炎后，陈玲只对护士长说了一句话：“我继续负责他。”不是不害怕，“可他是我的病人。再说，换了别的姐妹，同样有风险，我也不忍心。”

　　器官移植科为吐尔逊临时改造了隔离区域，地方不大，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一个不少。为了节省防护服，同时减少进入隔离病房的人员数量，那阵子陈玲吃住都在医院，每次进病房都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

　　除了打针、输液、记录各项指标数据，陈玲还要承担护工的工作。隔离治疗前几天，吐尔逊卧床无法动弹，陈玲每隔2小时就会帮他翻一次身。他既惊讶又感动，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搬动体重近60公斤的自己？

　　吐尔逊能下床走动之前，大小便、擦身等个人事务都需要陈玲帮忙。“叔叔，屋里没别人，你就把我当自己女儿看就行。”见吐尔逊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陈玲大方、亲热的几句话，化解了尴尬。

　　让整个科室欣慰的是，吐尔逊的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一直维持着轻症状态。

　　医院外，封城给米娜娃尔带来了新问题。所有交通工具停运，她每天往返医院送餐成了麻烦事。

　　邱涛听说这件事后，热心地建议米娜娃尔向租住小区所属的洪山区锦江社区求助。夫妻俩搬入不久，此前与社区并无来往,没抱什么希望，米娜娃尔拨通了社区的电话。没想到，了解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后，锦江社区专门派人派车，每天给吐尔逊送去一日三餐，直到他出院。

　　远在2700多公里外的新疆，当摸排到吐尔逊因手术被困武汉，又感染了新冠肺炎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新疆有色集团工会、有色地质勘查局工会很快联系到了他本人和家属，并发放了慰问金。“让我只管安心养病，如果我们在武汉或者女儿在乌鲁木齐有任何困难，他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干了多年工会工作，吐尔逊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被慰问的对象。

　　截至2月2日，吐尔逊又先后接受3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提示结果均为阴性。同日，他被允许从肾脏移植科出院。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移植肾触诊无异常……每日尿量约2000~3000ml……肝肾功能正常。”

　　简简单单几句话，吐尔逊一家等了5年。

　　米娜娃尔又哭了，吐尔逊也哭了，为自己的两次重生，也为这期间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的付出与帮助。迪丽达尔激动地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你们也从未放弃过我的父亲……天使在人间，而且就在我父亲的身边！”

　　自3月中旬起，武汉市开始逐步腾出定点医院，满足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需求。到4月初，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主院区已基本恢复正常诊疗秩序。吐尔逊说，那位比他早来武汉的病友也平安度过了疫情期，还在继续等待肾源。

　　直到现在，吐尔逊依然是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唯一接受手术的患者，他的特殊经历也成了这个科室抗疫的重要记忆。为了降低他感染的可能，吐尔逊出院后的一个多月，邱涛都自愿每周用私家车载着他往返医院复查。邱涛行医多年，治人无数，“这一个，特别不希望再有任何波折。”

　　3月28日，武汉地铁恢复运营，在此之前公交车、出租车也已重新上路。到了4月，吐尔逊和米娜娃尔已经能自行打车去医院检查、取药。从家到医院短短5公里，他们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回升了，路上的人也多了。

　　一切正在慢慢变回他们初来时的样子。不同的是，在这座已成为吐尔逊“第二故乡”的城市，命运的硬币在与他开了3次玩笑后，终于在众人的合力之下，以“幸运”一面朝上落地。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张翀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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