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骗子，不信我现在拉着你去看看，这边你给他钱，那边他就去饭店吃去了，比你吃得好，比你穿得好！”年轻的二女儿深谙社会上的行骗之术。

    但董翠英不听，最后还是去路边的商店花了70多块给小伙子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让他穿上，然后，又给了几元钱。她记得，那套保暖内衣是红色的。

    “他是骗子我不管，可这会儿在我这儿就是个乞丐，我就说这会儿的事儿。”董翠英告诉二女儿。

    在安徽停留时，董翠英还认下一个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义子，但见面第三次后，这位做药材生意的义子就提出来资金紧张，想借点钱。当时，身上带了五千元的董翠英，立马拿出了三千元左右给了他。这时，她甚至还不太了解这位义子的详细情况。

    “我都不知道她认了多少干儿子干闺女。”二女儿杨洁苦笑着说。

    为了寻找女儿，年轻时做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董翠英，也开始求神拜佛，还从湖南“请”回一个观音像。但是，相比神灵，她更信奉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说法儿。

    在一次拜神的路上，她看见路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乞丐，有趴在地上举着破碗的残疾人，有拉着弦子的盲人。她原本准备投进神殿功德箱的零钱，都进了乞丐的破碗。起初是每人给一块，后来是每人给五毛，三十分钟不到，二百五十元钱就全部分完，可她拜神的路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

    但“神灵”并没有让董翠英的路走得更顺利。

    1997年一个周一，在当地读大学的17岁的儿子从突然从学校回来，取了东西以后又出门。正在家里准备热干面和鸡腿的董翠英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却在几个小时后，从电话里知道儿子已经服毒。后来她才听说，孩子自杀是因为在学校被老师“甩了两耳光”。

    “都说好人有好报，可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说到这里，董翠英再也把持不住，失声痛哭。她没有要学校的赔偿，“娃死都死了，啥赔偿都不要，让娃走得安心”。

    她说自己不会拿儿子的命换钱，可再次出发时，她还是会带够给别人的钱。

    除了靠自己的力气，她说她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和捐助。因为患有低血糖，有时候她在外面实在饿得没力气，会跑进饭馆要一碗吃的，但即使没钱付账，她也要留在那里做一天工，偿还饭钱。在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事情后，有人曾提出捐助她，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她不愿麻烦别人，即使对于摆放在堂屋的观音像，她也会嘟囔，“哎，知道你在湖南都是吃辣椒的，跟我来这儿委屈你了。”

    她把所有的痛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甚至一起住了十几年的街坊，都不知道她这些年寻女的遭遇。行走在漯河市时，董翠英黑色的大衣紧紧裹着身体，头发被烫成一缕一缕的大波浪，高跟鞋踩得嗒嗒响。如果从外表看，很难想象她承受的苦难，但是二女儿杨洁记得，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铰掉母亲脚上厚厚的茧子，“有差不多一厘米厚，都在前脚掌”。

    在路上，她遇到过各种险情。一次冬天在河南舞钢，身形肥胖的她掉进路边的沟里，挣扎几次都爬不上去，终于爬出来后躲进麦秸堆里暖和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差点没死了”。

    董翠英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继续走路。医生住院的要求，她置之不理。在那条走了24年的路上，她越走越着急。

    甚至，回到日常生活里，她也不愿有一刻停留，就连买菜，她都只挑没人等的摊位买，节省时间。有一次，饥饿让董翠英走进路边一家面馆，发现前面还有两个人在等候，刚坐下的她立马就走，低血糖却让她差点倒在门口。

    董翠英颇为严肃地说，“如果哪天停下来，那我也就妥了。”

    董翠英明显感觉到了身体发出的警报。有时候，进了人民医院的大楼，她站半天都想不起来，自己护理的病号在哪个床位。还有一次，有人请她到“市里最好的酒店”吃饭，她问了三次，都没找到厕所在那里。

    就在那栋结构奇怪的楼里，董翠英迷路了。（陈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