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与采访的农村留守妇女在一起。

　　对话无法进行，我不好意思再赖着不走，起身跟钱绒说打扰。我让到一边，对她笑一笑，钱绒也笑了笑。我惊叹于这个美丽的1981年出生的女子，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咀嚼过多少难以言说的悲凉。她从我身边走过，牵着女儿的手，慢慢地上了田埂。我小跑几步，喊她的名字，钱绒。钱绒回头，看着我，定定地，忽然说，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

　　我站住，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田埂慢慢延伸，弯弯曲曲，田野，青绿的烤烟，烟农在除草，太阳猛烈。一头牛低头吃草，偶尔抬头，无聊地哞了起来，声音洪亮，穿越田野蜿蜒过来，把钱绒身后的路拉长。

　　同行的晓玲跟丽丽坐在钱绒家隔壁，是钱绒丈夫的堂嫂。谈到钱绒，堂嫂的惋惜溢于言表：“刚嫁过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时她总是羞答答地对着我笑。”在这个村庄，堂嫂是钱绒唯一的精神依靠，她曾悄悄告诉堂嫂，从她有记忆开始，很少看到家人笑容，落入心底的都是漠然。“那天来看陈家，别人的眼神也都是冷的，只有你，堂嫂，只有你对我笑。”钱绒由此而跟陈家结了缘，冲着一份微笑而来，用一桩婚姻相抵。“后来钱绒慢慢地变了，变得不爱做事。”“钱绒没有搞过一次卫生，你看她家里的灰尘。”

　　年迈的婶子裤管上沾着黄泥，坐下来便数落钱绒，“烧的柴火都从我家屋檐下拿的。”婶子跟堂叔疼钱绒，但也恨铁不成钢，“一块地替她平好了，让她下点菜籽都不懂。”去钱绒的菜地看过，几乎看不出是熟地，春天万物生长，青草成片蔓延。

　　“前几年她老爱哭，半夜里瘆得人心发慌。”邻居说。到后来，钱绒开始学麻将。钱绒从不跟牌桌上的男子拉家常，也有嘴骚的男人挑起话头，谈些男女间的事，有意要撩拨她。钱绒先不答腔，男人若再开口，她便抓起一把麻将砸到男人脸上，走出麻将场。回家之后双手握紧拳头往墙上砸，后悔夹杂在那些人里，虚度光阴，抱着女儿哭。

　　离开钱绒家，路遇一个壮实的女子，我们互相一笑，问她：刚从地里回来？答：去烟草地里。看着年龄，应该是1970年代出生的。陪同的人说，你看，她也是留守的，她多勤快，种烟草都是男人干的活，她却不怕苦。她们向我介绍这些热爱生活的人，我回头看钱绒的家，紧闭的门窗在桑葚树的阴影之中更显落寞，隐约有风。我看到钱绒晒在屋门口的衣服随风飘荡，翻飞着如失群的孤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