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名协调员中的一员

    让苗博坚持下来的动力，也是他当初选择加入这支队伍的原因。

    一年前，苗博还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中，他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医生，我什么时候能等到器官？”这是透析室里那些面容黯淡、靠透析维持生命的病人最常问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苦苦的等待中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离去触动了苗博的心灵——“该怎么救他们？”2012年12月，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展的第三年，苗博选择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时，作为全国仅有的370名协调员中的一员，苗博开心地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证书，没想到马上有朋友“泼冷水”——“劝别人捐器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吧？”“这件事儿很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苗博不以为意。作为“协调员”，意味着他不需要向陌生人搭讪或游说，只有“潜在捐献者”明确表示了捐献意愿后，他才会介入。

    可现实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

    2012年12月，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二个月，苗博参与了海南省首例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

    15岁的黄聪（化名）因一场意外事故造成重型颅脑损伤，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在医院抢救5天后，宣告不治。

    这是一个聪明活泼的男孩，从小随父母来到海南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其乐融融。“你看，他长得多好。”握着黄聪的手，悲伤的母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躺在病床上的孩子。

    苗博感觉到那种撕扯与矛盾，“家属身陷巨大悲伤的时候，去说捐献器官的事真是太难了。”更让他难受的是，亲人间这种肝肠寸断的离别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悲痛欲绝。

    最终，黄聪的家人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作为海南首例器官捐献者，黄聪捐出的双肾、肝脏和一对角膜，让5名病患重获新生。

    这段经历中的一个细节常常在苗博脑海中浮现，“黄聪的父亲在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时，写得越来越慢，手越来越抖，仿佛笔尖透过了纸张，刺在了心头一般。”那时，苗博才明白为什么大部分捐献协调员在1年左右就离岗了，仅有少数坚持了下来。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那种肝肠寸断，那种痛彻心扉，那种茫然无助，让每一个旁观者都难以承受。”苗博说，一次次目睹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去，自己会感到特别的压抑和悲伤，每做完一次协调，他都会跑到医院移植科门口的小花园，找个能躲过所有人的地方，静静地坐两三个小时。

    可每当他看到那些重新恢复健康的笑脸，每当捐献者家属拉着他的手说“你就像儿子一样”时，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到现在，苗博已经成功参与了4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些捐献者捐献的4对肾脏，全部成功移植到了8名尿毒症患者身上。

    “他们全都恢复得非常好，完全看不出曾在鬼门关前徘徊过。”苗博指着手中自己和移植成功者的合影说。照片中的他们，笑靥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