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旧观念阻碍器官捐赠

    尽管器官捐献能给生命带来重生和延续，但碍于部分人的陈旧观念，器官捐献工作阻力重重。

    据海南省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人体器官自愿捐献率仅0.6人/100万人，而西班牙是47人/100万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在海南省人民医院，苗博和他的4位同事一共只开展了10例潜在捐献者的劝说工作。

    “很多人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直接打断或扭头就走。”去年，苗博好不容易才说动了一个潜在捐献者的丈夫同意捐献，可在询问潜在捐献者的母亲时，这位眼泪婆娑的老人态度坚决，“孩子是完整来的，也要完整地去！”

    在一项“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的网络问卷调查中，只有三成网友表示“愿意”。“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存在——包括一些医生在内。

    一次，苗博对海口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说，能不能在医院里放一块器官捐献宣传牌，并提供“潜在捐献者”的信息。这位负责人听罢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要是把器官捐献出去，那人不就不完整了吗？而且家属知道了也会对我们医院产生怀疑的。”

    这一切都让苗博感到迷茫和无力。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虽然亲人不可挽留离去了，但可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

    海南第二例器官捐献者的父亲在唯一的儿子临终前，表示愿意无偿捐献儿子的器官，没有任何要求。遗体火化时，老人坐在地上放声痛哭。后来苗博去看望老人，这个孤独的老人拉着苗博的手一直没放开，数次哽咽着说：“儿子身体里的东西还在别人身上，就像儿子还活着一样。”苗博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一次器官捐献，给三个绝望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还有一对父母，捐献了13岁儿子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不仅挽救了4个人的生命，还使2个人重获光明。孩子的母亲说，“怎么不疼！怎么舍得！可救不活了，能捐的都捐了吧，救救那些可以救活的孩子吧，多救一个是一个。”

    今年清明节，苗博和海南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海口殡仪馆悼念黄聪等器官捐献者。那一天，黄聪的父亲告诉苗博，他觉得全家做出捐献儿子器官的决定，是正确的。“孩子虽然去了，但他的器官却救活了别人，心里觉得很安慰。”

    面对这些，苗博除了感动，还有对捐献者和家属们的敬重。“人在最脆弱的时候，也可能变得异常坚强。捐献都是无偿的，这对于所有捐献者家庭和接受家庭而言，是无法估量的价值。”

    期待民众改变认识

    如今，苗博在这个岗位上走入了第三个年头。在他看来，器官协调员是一个能让“生命得以延续”的工作。然而，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仅有370名。这个数字意味着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还需要医院和普通大众更多支持和理解。同时，也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等给予他们指导，让他们在与家属沟通时，能够更加专业、有效，同时也让自己能保持一个平稳和良好的心态。

    目前，苗博所在的海南省人民医院也在不断总结经验，组建了由4人组成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可这还远远不够。”苗博感慨。每年海南都有近百名位尿毒症患者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可因为没有肾源，肾移植手术只能做十几例，而成功进行肾移植手术的病人，完全可能恢复得跟常人无异。有没有肾源，能不能做肾移植手术，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是“地狱”和“天堂”的差别。

    “在这个生者和死者共有的世界，爱是唯一的桥梁，人人献出一点爱，让生命得到延续，是否会让我们对器官捐献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支持？”在苗博眼里，这些益处和价值尚未得到公众的理解，如何挑战传统观念，让民众改变认识，仍任重道远。

    实际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据国家卫计委的资料显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年均器官移植手术不但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器官移植患者的年生存率也属全球领先水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魏佳莉介绍，我国肝脏器官移植患者的一年生存率约为87%，三年生存率在80%左右，肾移植成功率更高。更多的器官捐献、移植，促进的是器官移植技术和生存率的提升，最终获益的是所有人。

    “等到公众对捐献器官的认识和对献血的认识一样时，我这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就没这么费劲了，相信随着器官自动分配系统的运转，公众体会到了它的公正、透明，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益者。”苗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