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苗青，山东省临朐县冶源镇人，生于1929年。5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把3岁的妹妹送人，又把祖传的七分薄地连同全部家当卖了两块大洋，带着我出去要饭。期间经历土匪、军阀、日伪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压榨和迫害，九死一生。

　　1944年7月，我和父亲在寿光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独立一旅，父亲因为会做饭，被编到了炊事班，15岁的我成了一营一连四班年龄最小的战士。

　　这年冬天，独立一旅奉命拔掉莒县和招贤两处日军据点。那时我已被分到了一营一连八班，我们连的任务是在官帅南山至将军岭一带阻击敌人。只要我们守住将军岭，把日军阻止在大沙河以北，就能保证拿下这两处据点，消灭这两处据点的日伪军。

　　天刚刚亮，敌人从青岛、诸城、安丘调来了几个大队的日伪军，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分东、西两路，向我连阵地发起连续进攻。战斗到中午时分，完成阻击任务，团长命令一连撤退，连长要我们八班掩护。日伪军集中火力要攻占我们最后坚守的阵地，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倒。此时，我身旁的连指导员姚德头部负伤，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阵地上只剩下胡风田、小迟和我三名战士，我的手榴弹已经打光了，3发子弹也只剩下了1发。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胡风田，为了保证指导员的安全，他背着指导员顺山沟下去，要我向南，小迟向西南，分头行动，把日军引开。

　　雪后的麦田，踏下去十分松软，我身边不断扬起被子弹打起来的土和雪。刚跑到公路边，两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迎面开了过来，眼看就要到跟前了，我听到日军“哇啦哇啦”的喊叫，大概意思是“抓活的”吧！这时，我急了，瞄准车头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后，穿过公路，沿着小河沟，借着杂草的掩护，冲出了包围。回到连队，我才发现身上的干粮袋、挎包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棉袄也有几处开花。晚上解开背包睡觉时，掉出来了3个子弹头，班里的同志开玩笑说：“你耳朵大，有福，命也大……”

　　战斗胜利了，在总结大会上，连长先是表扬了我们三个沉着勇敢，机智灵活，不仅完成了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还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救回了指导员。接着，连长又批评我把3发子弹都打光了。他说：“战前动员时我讲过，手榴弹可以打完，我们自己会造，子弹都打光，就违犯了纪律。”

　　我挨批评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在三连当炊事班长的父亲耳朵里。他也狠狠地批评我不守纪律：“一次战斗就把3发子弹都打光了，应该批评！”然而过了不久，父亲却悄悄给我捎来了15发子弹，是红脖子、双眼圈，全新的、最好的子弹，全连只有机枪班有少量的这种子弹。我高兴极了，一下子成了全班子弹最多的“富翁”。

　　后来，我才知道，这15颗子弹，是父亲用他珍藏多年的两块大洋从一位在日军撤退时捡到子弹的老乡那里换来的。逃荒要饭十余年，这两块大洋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1942年，家乡临朐沦为“无人区”，全县38万人，只剩下8万人，我们眼看就要饿死时，父亲也没有舍得动用这两块大洋买点吃的；在异地逃荒，父亲被强盗打断胳膊、重病不起时，也没有用它买药；我和父亲被土匪抓去，严刑拷打要被活埋时，也没有动用它来买命……今天，为了打鬼子，父亲竟然把这两块大洋换了子弹。想到这里，我深深感到这15发子弹的分量，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倍加珍惜这些子弹，用它最大限度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苗青，原名苗永聚，1944年入伍，1945年入党，淮海战役后编入华野三十五军山东纵队，1978年转业到浙江台州真空设备厂，1985年离休，现居浙江杭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