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远去的背影

中工网记者  周有强  李国  实习生  周洋

　　高峰时，山城重庆曾经有40万棒棒。然而现在，当何苦尝试记录他们的生活时，他在城区只找到了二三十个棒棒。

自力巷53号被推倒后的当晚，老黄和何苦只能露宿街头。

　　重庆城出门就爬坡的地形，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棒棒。

　　这个在“黄金时代”一度达到40万人的群体，几乎挑起了半个重庆城的建设。

　　摩托车、汽车时代的全面来临，最后一群山城棒棒，在那片与繁华一街之隔的破败自力巷中，暂借栖身。

　　随着自力巷的轰然倒塌，他们最理想的蜗居之地荡然无存，而一群即将老去的棒棒，依然无法摆脱手里那根维持生计的棒棒。

　　在何苦住进自力巷53号的第197天——2014年8月6日，自力巷53号轰然倒塌。

　　光着上半身的老黄颓然坐倒在地上，一如眼前本已破败不堪的老房。

　　他没有了“棒棒”，没有了手拉车，没有了现金存折，没有了身份证，没有了衣服被褥，也没有了降血压的药品。

　　早在前一天，就有人上门对租住在自力巷53号的棒棒们发出最后通牒：明天之前必须搬家。此时，距离“排危通知”在门框上贴出已两月有余，要求的期限也已过了一个多月。

　　那天黄昏，老黄终于在中华路能仁寺的巷子里找到了新的住处——一个月租金400元的卧室隔间。他付了100元订金，其余的入住时再支付。

　　2014年8月5日，自力巷53号最后一个安静的月夜，棒棒们坐在阴凉的过道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感慨着：

　　“听说这个巷子里规划了两栋高楼，以后要成为解放碑的金融街。”

　　“管它啥子街，肯定会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住了这么多年，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住处了！”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在这个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老城棚户区里租住的最后一夜。

　　一

　　2014年1月19日，何苦跟着师傅老黄住进自力巷53号的第一天。

　　这位原重庆警备区新闻中心主任，刚刚从部队转业，39岁的他正在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一天晚上，他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挑着重重货物的棒棒，“两鬓斑白，佝偻着背影，嘴里喘着粗气”。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做棒棒？”这个疑问在何苦内心挥之不去。

　　棒棒，山城重庆的“特产”，代指那些用一根竹棒帮人挑物而生的苦力劳动者。

　　重庆城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的特殊地形为棒棒的存在孕育了肥沃的土壤。上个世纪90年代——棒棒的“黄金时代”，棒棒的人数一度达到40万人。

　　随着物流、配送、快递等服务行业不断兴起，城市轨道交通越来越发达，孕育“棒棒”的土壤正在变得日益贫瘠，棒棒的人数在急剧减少。2011年有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军已经开始走向消失的境地。

　　在接下来的几天找寻中，何苦在重庆的街头只找到了二三十个棒棒。“他们不仅少了，而且老了，大多都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脊背驼了”。一项调查显示，重庆最后的棒棒们，超过50岁的占80%以上。

　　有过10年部队影视宣传经验的何苦意识到，“这是一个行将消失的职业。如果再不去记录，恐怕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一个念头在何苦心头油然而生：“卧底”棒棒军，真实记录下棒棒们的生活细节。

　　何苦几经辗转，找到了棒棒老黄，跟着他住进了与重庆最为著名且繁华的解放碑比邻的自力巷53号，成了这群即将消失的“棒棒军”中的一员。

　　第一次走进自力巷，老黄在前引路，何苦跟随。破旧低矮的木房和形态各异的土坯，残垣断壁上涂满大红的“拆”字，裸露的电线如同死去的蚯蚓攀附在墙体外，许多房梁和墙壁上结满了蜘蛛网。

　　没有人知道自力巷始建于哪年哪月，只有几个老人知道他们住进自力巷的时候还没有“解放碑”。这里是渝中区旧城改造最后攻坚的目标之一，拆迁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进驻，因为历史和现实等诸多矛盾，至今只推倒了位于巷口的社区居委会办公楼。

　　巷子里的原住民大多已经有了新的归宿，除了收房租和与拆迁办讨价还价之外，自力巷与他们的生活几无关系。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黄那样的外来农民工，他们无所谓几时搬迁，只在乎眼下房租的实惠。

　　与自力巷一街之隔的解放碑，商城、书店、影剧院、酒吧、饭店鳞次栉比，日均出入人流33万人次。从解放碑踏进自力巷，何苦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70年。”

　　70年前，解放碑还未矗立，棒棒就早已存在。只是那时人们大多将他们称为力夫，也有叫挑夫或脚夫。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重庆出现了大规模的棒棒，并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有人感慨，今天的重庆是几十万棒棒用肩膀挑出来的。

　　然而，在爬坡上坎，负重前行30多年后，棒棒们在挑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同时，也挑走了浸泡着汗水的年华，更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500多天后，2015年7月9日，何苦拍摄的全国第一部自拍体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举行了首场看片会。在这部记录片中，何苦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将消失的群体，更是以棒棒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