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又没得到诺贝尔奖评委会的青睐。他也没有拿过芥川奖。据说，因为成了得奖热门人物，每年诺奖公布的时候，他就会躲起来，对于得奖，其实，村上从未失去过平常心，倒是我们这些看客，常常禁不住扼腕叹息。

　　在诺奖结果公布的当天，网上流传着一个名为 《关于村上的八八六十四卦》的帖子，其中说到了他是个多产的作家，这毋庸置疑，然后又说到，如果是他写在厕所卷筒纸上的文字，也会有人拿来出版，没说的后半句是，这样的文字也会大卖。

　　今年上半年，南海出版公司就翻译了这样一本在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村上春树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收入的是村上“以作家身份出道三十余年间，出于形形色色的目的、为了林林总总的刊物写下却未曾以单行本发表过的文章。……内容包括从散文到为别人的书撰写的序言、解说、答疑、各种致辞，乃至短篇小说”，村上说，这本书的构成实在只能以“芜杂”一词形容，于是书名便叫做《村上春树杂文集》，而中译本可能担心这样普通的名字会淹没在书海里，于是把村上的自序篇名《无比芜杂的心绪》换做了主名。

　　村上春树是个喜欢阐释自己的作家，尤其是在杂文中。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就看到了村上春树笔下的那个村上春树，喜欢爵士音乐，坚持长跑，在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时候，不停地搬家，诸如此类。说不定前述那篇点击率颇高的网帖内容，就是从村上自己的文字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不是村上春树粉丝的人来说，这同样是一本有意思的书，这里面有一个写作者的自由随性、对原则的坚守，以及对小说这种文体极具个人色彩的界定。

　　随性而发信笔拈来

　　村上春树说自己不曾为写作而烦恼，读他的杂文也能明白这一点，很多文章的开头似乎都是信笔拈来，从自己的生活习惯或经历说起，哪怕是重量级奖项的获奖感言中，也常常不是正襟危坐的样子。这样随性的文字背后，透出作者对于写作的自由态度。当然，这是深厚的功力驾驭起的自由。

　　在凭借第一篇小说 《且听风吟》拿到群像新人文学奖时，村上春树讲了这样一段话，自己因为喜欢一部小说中的角色，所以打算起个笔名叫村上龙，不料已经有一位村上龙用真名写小说了，只能作罢。当时，村上春树30岁，而村上龙已经拿到了芥川奖。一位文艺评论家说，“在获奖演说中能说出如此调侃众人的话来，这位新人需要提防。 ”这样的戏谑与不配合，说明的是此人骨子里的幽默。在他的另一本杂文集《悉尼》中，曾有这样的细节，因悉尼奥运会的赞助商是可口可乐公司，所以场馆安检禁止百事可乐入内，村上对此的嘲讽是，安检人员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问这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百事可乐。

　　在为哲学家的著作写解说时，村上春树也不故作艰深，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何谓自己（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 “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用四页稿纸以内的篇幅）来谈谈炸牡蛎。 ”他这样解释说，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描述炸牡蛎是可能的，通过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地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由具体描述入手，去解答一个大的问题，这是村上作为一个小说家常常做的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小说家最不该做的就是将所有的东西一般化。当被人问到爵士乐是怎样一种音乐的时候，村上讲了一个自己的爵士酒吧里发生的故事，一个美国黑人大兵，听到了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之后，掩面啜泣，然后村上总结说，爵士乐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在这本书的结尾，收入了村上的两位好友关于这本书的对谈，他们也说到了村上这种随性的态度。七年前，这两个朋友出了本书，要村上给他们起个名字，当时三人在小饭馆里，正好上了青豆豆腐这道菜，村上说，书名就叫青豆豆腐吧。两个人在对谈里说，“起名这么敷衍了事，可真少见”，而且，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村上后来的小说《1Q84》中女主人公的名字的出处。听上去的确有点随随便便，但是，村上曾说，一想到青豆这个名字，就觉得会有个好故事。

　　“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很多人注意到村上春树，是因为2009年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致辞，其中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是这样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这样的话，主办方听起来恐怕不太顺耳。整本《无比芜杂的心绪》中，共收入九个大小奖项的获奖感言或致辞，就这篇最用力、最严肃，没有半点戏谑。村上自己说，“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我也许算是那种‘性情乖张’的人。 ”

　　站在弱者一边，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之后，村上春树从美国回到日本，对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一共访谈了60余人，尽管最终有人不同意将访谈内容全数发表。对于这次访谈的初衷，村上说，当时，出现在媒体上的受害人并不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而是一个形象，一个被媒体塑造好的受害者形象，而事件背后的个人信息就此被遮蔽了。他想了解的是受害者和他们的真实感受，于是，历时一年的访谈，逐一记录每个人的身份、生活背景，让受害者从群像中凸显出来。当时，作为小说家如日中天的村上春树，不是必须要做这样一个记录者、观察者。正是因为一以贯之的弱者立场，才会有这样的访谈，人们才忽然发觉，原来每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