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图）

——纪念侯仁之先生诞辰102周年

 1946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大楼前

    12月6日是侯仁之先生诞辰102周年纪念日，侯老终于没有挺到这一天，一个月前离我们而去了。

    今年8月，得到北京大学报告：医院向侯老家属发出病危通知。听到这一消息，我放下手头工作，急匆匆赶到了北京友谊医院。主治医生介绍说，侯老的心肺等器官已全部进入衰竭状态，人已昏迷不醒，随时有失去生命迹象的危险。我们听完这一情况，穿上消毒服，直奔重症监护室侯老床前。我的嗓门大，大声喊着：“侯老！侯老！我们来看您来了。侯老！侯老！”令人吃惊的是，侯老睁开了眼睛。他似乎熟悉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声音，听到了我们的喊声，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我把情况告诉了侯老的女儿、儿子、媳妇，大家都激动不已，因为这真是一个奇迹。其实这充分说明了侯老顽强的生命力。后来，侯先生的病情一度好转，我们甚至乐观地认为可以在12月6日为先生祝贺102岁的生日。未料天不假年，在我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前夕，侯先生在北京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抚今追昔，20年来与侯老交谈、向侯老请益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泰斗，更是我们在教科文事业上的引路人和传薪者，为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默默耕耘了一生。

    慧眼卓识

    中国申遗第一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68年来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世界公认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为中国的申遗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84年，侯先生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从美国同行处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和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侯先生曾专门撰文详述这一经历：在美国的建筑学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关心我国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工作，认为我们如能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那就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能尽快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侯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所感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并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1985年12月12日，我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国共有45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二，越来越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受到我国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20余年来，随着“世界遗产”这一国际性概念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国人认识到文化和生态的价值，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通过这条渠道，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和风景名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我们欣喜于中国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赤子情深

    北京的守望者

    侯仁之先生常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自从20岁来到北京读书起，他一生的事业与情感都与这座古城联系在一起。侯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忆起初入北京的感受：“既到北京而后，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中，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这一切所代表的，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灵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

    年少时激发的情感贯穿了侯先生整个学术人生。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和规划设计等方面所做的大量研究一直为人称道；更让人感动的是，侯老一直到晚年仍为古城的保护而奔走。

    上世纪80年代，侯先生曾撰文《卢沟桥与北京城》，详述卢沟桥与北京城的渊源。他认为，卢沟桥800年的历史与北京城可谓是血肉相连，它不仅显示了古代人民卓越的工程技术，也是北京城原始聚落的诞生之地，亦被马可。波罗赞扬并扬名欧洲，而近代以来，它又见证了日军侵华的铁蹄，标志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当侯先生得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卢沟桥频繁行车而导致桥体面临损毁危机，他马上撰文呼吁“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认为“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在侯老的大声疾呼和奔走下，卢沟桥很快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整修，后来还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1993年，北京西客站破土动工，选址就在莲花池畔。当时的莲花池已经干涸，有人提议直接把北京西站建在莲花池原址上，既可以节省搬迁的人力物力，还能利用凹陷的地形。侯先生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强调“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这个意见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莲花池原址被保留了下来。在北京西站建设期间，侯老一直惦记着莲花池，还和夫人张玮瑛老师亲自去了一趟施工现场。那时候主体工程虽然完成，但是还没有装电梯，当两位老人一步步搀扶走上楼梯，看到的是干涸的莲花池底，里面堆放了建筑材料。侯先生忧心忡忡，回去又写了《莲花池畔再造京门》，建议开发莲花池的水源，恢复其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