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伞，他成为业余运动员

    当工人，他制作过拉链

    考电影学院，他落选了

    从德国归来，他考上人艺

    情爱之路，他得到父母支持

    正演话剧《茶馆》时

    父亲离世，他没能见上一面

    我成了业余跳伞运动员

    出生在军人家庭的冯远征，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跳伞运动员。因此，超精彩的高空跳伞表演，曾无数次出现在他儿时的梦里。不知多少次让父亲替他忧虑过。父亲说他：“四儿，你妈老在我耳边唠叨，说你怎么像年轻时的我，也爱冒险……”故父亲一直没有答应他当专业的跳伞运动员。直到初三，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被跳伞队一位教练相中，成了一名业余的跳伞运动员。后来，他还参加了全国跳伞比赛，当时北京队还拿到了冠军。

    在工厂做拉链的那段日子

    冯远征高中毕业，面临人生第一次选择就是想去跳伞，为了跳伞，他放弃了高考的机会。但是他并不后悔，“那段跳伞经历是对我意志的磨炼，它把我锻炼成一个勇敢的人，做什么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也不后悔。但如果没有父亲和母亲的支持，我想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冯远征没能入选跳伞专业队，高考也因为没有参加、没有成绩，丧失了第二年再考的机会，19岁的冯远征成了待业青年，他也曾自卑过一段时间。“高中毕业后，我就待业在家。二哥正在谈恋爱。女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家拉锁厂的厂长，她帮我走后门，介绍到一个街道的拉锁厂当上了一名工人，做拉链。”

    最有意思的是，后来冯远征第一次演的就是工人。他回忆说，“实际上，我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演的工人。那部电视剧叫《无处不飞花》，写的是做塑料拖鞋和塑料凉鞋的工厂发展不下去了。他们适应不了市场，最后他们把塑料拖鞋改成做塑料花。这是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上了工人的冯远征，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的朗诵声乐班，“当时还不叫表演班。在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声乐，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了表演，但我长得相貌平平，所以在追求表演的道路上四处碰壁。”

    4块钱和父亲送的水壶，让他成为一条硬汉

    1984年，冯远征本来是陪着别人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自己禁不住“诱惑”也报了名。“虽然我一直在业余时间学习表演，但几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觉得我不是搞表演的料。所以那次考试，我也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希望。考试的时候，老师让我和一个女生做小品，题目叫《重逢》。那时我因为特别喜欢看伤痕文学，我就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知青返城的小品。没想到我却被站在旁边观战的张暖昕导演看中。可能当时好多的考生都是西服、夹克，只有我穿着绿上衣、蓝裤子、懒汉鞋，完全是部队的那种装束，与众不同吧。后来我才知道张导正准备拍一部知青戏，正四处找演员呢。”

    “真是天上掉馅饼！”父亲对儿子说：“你以后就甭想再找到这份走后门才得来的‘好工作’了。”“是啊，我也不相信，觉得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轮到我头上。”

    “3月底我忍痛把工作辞了。4月5日通知我去试的镜。赶到排练场，人很多，我蹲在一堆木头上等，一直等了两个小时。导演很高兴，连忙叫摄影师过来，让我换了一套衣服，要我朗诵，唱歌……”为了这个角色，冯远征一共试了5次镜。

    4月底，冯远征终于等到了一个电话，是场记江丽给他打来的。“你是冯远征吗？５月５号随大队去云南拍外景。”“定了吗？”她说：“你来吧，真的定了”。听后，冯远征连话筒都不知该怎么放了，心情特别激动。问她：“出外景我要带什么呢？因为全家除搬过一次家以外，我就几乎没有出过门。”场记就笑了，说：“那你明天到剧组来一趟，看看大家是怎么打行李的。”

    父亲对他说：“四儿，你长大了，走吧！”冯远征看到父亲的微笑那么真诚，他很受感动，想到自己7岁时，父亲因被打成“反革命”受了不少苦，从那时起似乎就很少微笑了。如今自己要离开父母出远门了，父亲倒是那么开心地笑了。他反而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了。

    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好像有意识地在冯远征的行李中塞了一个跟随父亲多年，在军队里用过的水壶。虽然父母也没说什么，但冯远征心里很亮堂，因为父亲和母亲的眼里都充满了喜悦———期盼他成功的眼睛，让他至今想来都倍感温暖。他就暗暗发誓，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回头。

    就这样，充满梦想的冯远征离开了北京，进了由西安制片厂参加拍摄的电影《青春祭》，再后来又随剧组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体验生活的第一天，他和剧组的人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赶集”活动，特别热闹。他还挺高兴，很快就被当地人的热情所感染———他发觉自己变得很开朗，也成了当地傣族的一个小“普少”了。

    那部电影里的冯远征年轻、纯真又略带几分忧郁。虽然是他的处女作，却已经显现了他的表演天赋。因此，笔者对他的采访问得最多的就是他当时参加拍摄那部影片的许多往事了。

    在《青春祭》里，冯远征扮演的是一个既能开拖拉机，又能教女主角（李凤绪扮演）赶牛车，还会用傣族语吆喝……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普少”了。

    谈起这些，冯远征有些激动。“这些都是跟一个才14岁的小男孩学会的。他告诉我，那儿的牛不听普通话，只听傣族语。真厉害！导演希望我这个在大都市里长大的孩子有些挫折感，只让我带4块钱在身上，就打发我到一个傣族寨子里去了，然后让我一个人在那里。我估计那儿离剧组至少也有40多里。留下来的时候，我有点傻，眼圈都红了。”

    “我在村长家住。村长家是村里最穷的一家。天天吃酸菜，米饭也少。我只好吃一口饭就呕一下，却不敢吐。晚上我被冻得睡不着觉，白天还被全村人围观。有一个晚上，村子里来了很多人，他们看我的眼神很怪异。因为我长得很瘦。他们看我就像看一只猴子。我只要一动，他们就爆发出哈哈的笑声。幸亏我带了几包烟在身上，一根一根地分给他们，（害怕他们第二天会往我身上扔泥巴）……那个寨子洗澡也不方便，大家都是脱光了在井边上洗，我不好意思。就这样，我在那儿苦熬了十天十夜也没有洗澡。想家了，就摸着父亲给我的水壶，想着走的时候跟父亲发的誓言——这辈子一定要圆电影梦，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其实，那时我很崇拜高仓健——那么深沉，我自己也要做条硬汉。后来，我实在想回剧组去了，就悄悄‘借’了一辆自行车飞奔回剧组。40多里的山路，多次摔倒。回来后我一洗澡才发现身上有好几百个泡，红肿。剧组来接我的时候，我激动得一直在流眼泪。这次体验生活让我一下就明白了那一代知青的辛酸，才４天我已经不能忍受了，而他们却在那儿呆了很多年。”

    冯远征在剧组里依然会在空闲的时间里，给父母或哥哥们写信。有的信发出去了，有的因为来不及发就搁在一起，好几封信放一起再发出去。那时打电话，也很不容易。因为剧组离邮局很远，打个长途电话还要跑10多里地。

    随着电影拍摄的进度，冯远征发现剧组所有的人都非常刻苦，充满激情——导演精益求精，在艰苦的环境中拍摄从来没有说半个苦字。拍雨中插秧那场戏，抽的是水沟里的臭水，水里有很多的蛇、蚂蝗，谁也没有顾及。为了去找一个拍瀑布的外景，全组人员竟被毒蜂给蛰了。

    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为了把烟布置均匀，他不停地跑，天亮时才发现，晚上他跑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山崖，真危险。摄影师穆德远为了拍好这部片子，他和照明师傅天天做着两件很难做的事情：上房揭瓦，做蜡烛……他们对电影的那份虔诚，让冯远征感动至今……这些经历，不但让他学会了演戏，也让他懂得了拍电影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