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晓鸣于1943年在延安鲁艺托儿所与小伙伴们的合影

    几个月前，经朋友介绍，笔者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舒晓鸣女士家里，就已故电影艺术家石挥的生平和故事对她进行了采访，因为舒教授从1991年开始为北京电影学院大三学生讲授“石挥研究”专题课，退休后又采访了石挥健在的亲人、朋友及合作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采访间隙，笔者无意中看到墙上悬挂着一幅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几个快乐的孩子，绽开一张张笑脸，既自然朴实，又活泼多姿。舒教授指着照片中右边第三个孩子，笑着对笔者说：“那个咧嘴傻乐、又黑又胖的孩子就是我。对了，我还吃过毛主席半块儿糖呢……”

    这张由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先生拍摄的照片，作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保育院的历史写真和某种象征，曾多次出现在有关书刊和档案资料中，舒教授家的这张照片是徐肖冰先生2001年4月11日相赠的。由于这个意外的“收获”，笔者才和舒教授约定了此番的采访。

    「5岁演小白毛女」

    在台上跟着王昆阿姨，拉着她的衣襟，腿还要弯一点儿

    要写舒晓鸣，不能不提到她的父亲——我国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已故的著名戏剧家舒强先生。

    1937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系主任和话剧系、歌剧系教授，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总导演等职，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王昆、朱琳等许多著名艺术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启蒙老师”。

    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综合性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奔向“鲁艺”成为中国优秀青年最时尚的一种选择，成为一种滚滚向前的文化潮流。这里培养了艾青、丁玲、贺绿汀、贺敬之、王昆、于蓝、孙铮等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由“鲁艺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堪称解放区文艺的一座丰碑，它唱红了延安、陕北、解放区甚至全中国。

    当年，《白毛女》创作组几乎包含了延安文艺界的所有精英，导演是王滨、王大化、舒强。王滨在延安执导过《带枪的人》、《蠢货》；王大化既导又演，《兄妹开荒》、《拥军花鼓》都是他挑大梁；舒强是音乐家舒模的弟弟，对“斯坦尼体系”的研究很有见地。

    舒晓鸣介绍说：“我父亲导演歌剧《白毛女》的时间最长，王昆、郭兰英、万山红、彭丽媛——他为一代代的‘喜儿’说戏、排练，延安时期、解放后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恢复演出《白毛女》，他都是导演。”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集体创作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舒强和王大化、贺敬之、丁毅等人一道埋头创作歌词，又和王大化、王滨一起担任导演工作。在短短数月中，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圆满完成了《白毛女》的排练任务。此剧上演后，流行于全国解放区，成为划时代的优秀剧目。

    舒晓鸣回忆说：“排演《白毛女》时，我父亲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点，他会画画儿，所以经常用他画的画儿来启发演员，比如喜儿一出场，应该跟着一股风，他就画出人物当时的状态……”

    也许是沾了父亲当导演的光儿，5岁的舒晓鸣在歌剧《白毛女》首次排演时还客串了“白毛仙姑”的孩子——小白毛女，最早的歌剧中有这个人物，后来取消了。

    “最早的《白毛女》中，白毛仙姑生了个孩子，就是我演的‘小白毛女’。可能是我的年龄、个头都比较合适，再加上我父亲是导演，所以随随便便抓过来就演了。那会儿我5岁，个头有点儿偏高，记得演大春到山洞那场戏时，我爸爸特意嘱咐我要跟着王昆阿姨，拉着她的衣襟，腿还要弯一点儿，可见当时我的个头儿不矮。”

    虽然是个没词儿没唱儿的小角色，可每场戏舒晓鸣都要跟到底，因为最后开斗争会时，要把喜儿从山洞里救出来，孩子也得跟着。

    “那会儿，我经常演半截儿就跑到后台睡觉……王昆阿姨绝对记得这事（扮演小白毛女）……她经常来我家，我父亲去世前——失去知觉的时候，她还来看过他。”

    「艰苦并快乐着」

    父亲给我挂一块牌子：叔叔阿姨，不要再给我吃的了

    舒晓鸣两岁时入延安第一保育院，后来又上了安塞第一保小。

    “父母当时都是普通干部，我上保育院和保小，父母写份申请就行了。当时延安有好几所保育院，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的子女，都没有什么分别。”

    舒晓鸣常常用“艰苦并快乐着”来形容她在延安的童年生活。

    “记得父亲老让我拿着一个铁盒儿，等戏快演完的时候，我就跑到前三排去捡烟头，父亲他们把烟头里的烟丝取出来，卷成烟抽……我家的邻居是王家乙夫妇，他家的孩子比我小——还站在翻过来的凳子里玩儿呢。有一次，林白阿姨弄了碗面糊糊，叫我喂她家小孩，我就借着尝尝烫不烫啊，舔一点儿吃。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些愧疚感，毕竟吃了人家的东西。后来到张家口又见到他们夫妇时，我就跟林白阿姨说：我向您坦白……”

    说起当年的“贪吃”，舒晓鸣显得兴致盎然。

    “那会儿，延安有好多毛桃树，但一般不能吃，不是有毒，而是挺不好吃的，因为没有嫁接过。我妈妈经常嘱咐我不要吃毛桃，可有一天，我实在绷不住了，就摘了几个毛桃吃。妈妈回家后，我指着脖子说：您看我这儿怎么这么痒啊？我妈一听就打了我一巴掌，还骂我：谁让你吃毛桃的？当时，我一点儿都不委屈，也顾不上哭，我只是想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一下子就知道我吃了毛桃。我不停地问她：您是怎么知道的？您怎么知道我吃毛桃了？”

    舒晓鸣说，在延安，大家都很平等，高干子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或零食带到学校。那会儿，大一点儿的孩子经常挖一种白茅草的根儿，还有甘草根儿，嚼在嘴里有一丝甜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