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城建有三大问题”

    齐康常说：“学建筑一定要有城市的知识和理念，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建筑只是城市中的一个细胞。”他在10多年前提出城市建设的三大弊病，如今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些话我在2000年就讲过了，今天还要讲，”齐康叮嘱我，“你们要说真话，这些一定要写出来。”

    在齐康看来，首先必须端正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看法。“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觉得城市化是灵丹妙药，越快越好。但其实它只是一个现象，而不是本质。它的本质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城市化四者的结合。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也不是越快越好。城市发展过快会带来很多恶果，例如环境污染、土地扩张、城中村、城乡割裂、户籍问题、基础设施跟不上等等。说到底，城市化应当是人的转化，从农民变成市民，不光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更是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齐康认为目前统计的我国总体达到51.2%、发达地区高达70%的城市化率，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理想，恰恰是“急性病”和“狂热病”的体现。

    “第二个是城市形态的问题。过去有句话叫‘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现在被丢掉了。近年来的现象是大城市、超大城市恶性膨胀，像北京发展到六环，再扩张下去就要到天津了。可现在的北京美吗？适合人居吗？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老师去北京做规划，那个时候北京真美啊，爬上墙头一看，全是绿的。再看全国，每个城市都想做大、做强，但实际上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根据它的人口、土地、环境、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情况而定。该做大的做大，不该做大的就不应做大，有时还要做小。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究竟什么样的形态适合人居？这有个临界状态，需要科学的研究、规划。”

    “第三点是城市运行机制的问题。我国普遍存在着城市运行机制不良的现象，就是没有达到整体化地统筹研究城市。条、块分割太严重，政府机构还没有达到科学运作的状态。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层次。一个城市应当有关于城市建设的科学的研究组织，而不是成天开会。开会有一点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齐康半个多世纪的建筑、规划生涯中，令他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建筑师得不到尊重，专家的意见往往被行政的指令取代。

    有一次，苏北某市要建青少年科技馆，齐康到工地见展览室用的是封闭的高侧窗，担心夏天会因不通风而闷气。于是，他建议做一排1.8米以上的高窗，既不影响展览的布置，又利于通风。改动得到甲方的认可，但等到该市领导来视察后，觉得这窗不好看，就指示把它填起来。施工方只好按照这样的指令，把好不容易开通的窗户又封填上。提起这些，齐康愤愤不平。

    齐康作为主创，曾经参加过几次竣工仪式。虽然是他的作品，但致辞中都不会提到设计者与设计单位，他心里无不充满伤感：“他们就那么不重视建筑师这个‘人’！”

    齐康认为城市规划是四种人的规划：老百姓的、学者的、政府的和开发商的。只有把四者的各种意见与利益妥善地平衡起来，才能把城市建设好。“管理者与行家的判断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要不然要我们那么多的设计人员和专家干什么。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

    “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如今，齐康已经82岁了。每天早晨8点，他会准时坐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齐康说：“我最大的优点是勤奋。这个阶段，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紧张、快干、高效、出活儿、低调。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培养人，让我的学生成长起来。”

    在齐康的电脑上，贴着歌德的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障碍是惰性。”

    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有学生进来请他帮助改图，或是询问论文该如何修改。趁这个间隙，我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张他和王澍的合影。王澍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的院长、博导，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齐康是王澍的硕士导师，他清楚地记得王澍当年在学校的样子。“王澍当时很傲气的，说建筑系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我的老师杨廷宝是一个，我是半个。这张照片是他得奖后，来南京看我时照的。”

    “他现在怎么评价您呢？”我问齐康。

    “他说我是一个，他是半个。”提到自己的已有成就的学生，齐康格外开心。

    采访的那天上午，恰好有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来看望他。齐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00元递给学生，他说年轻人在国外上学不容易，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能帮就帮点。

    他希望像他的老师杨廷宝对他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生。

    1976年，齐康与老师杨廷宝在北京做毛主席纪念堂方案设计。杨廷宝知道齐康身体不好，近来又常替老人们画图到深夜。一天晚上10点多，杨廷宝见齐康还在画方案透视图，就让齐康先去睡。第二天清晨醒来，齐康看到老先生已经帮他画完了整幅图。他特别感动，因为他知道老师是从不开夜车的，但为了他能睡好，老师破例了。

    “我对学生好，学生也对我好。”齐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牛角面包说，“喏，这是他们给我买的早饭。他们还老买冰淇淋、巧克力给我吃。”齐康此刻的神情，像一个刚打开糖果罐的孩子。

    齐康对学生也有不满，觉得他们太容易受名利的诱惑，而放弃了在专业上的精进。他感叹，时代不同了，大环境不同了。“我很想把我全部的经验和知识传给学生，但总是刚见他有点成熟，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飞走了。”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他突然问我。

    “喜欢。”

    “可是我现在没有。明天要体检，我血糖高，今天千万不能吃。”没能和我分享他最喜爱的零食，齐康颇为遗憾，“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巧克力吗？因为它能够让我的思维活跃。”

    这是采访刚开始的一幕。我以为他是由于一路走来都很平顺得意，才能在80多岁的时候还保持着一份率真。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了解到齐康所经历的悲欢离合。

    是怎样一种气度与品质，让他超越了这些？或许，是他从未停止过思考的缘故。齐康从来不沉溺在对某个具体的人、某件具体的事的评价和感受上，他会上升到人性、社会运行的体制、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层面上。他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一种研究的态度，探究着本质与规律。

    正是这种“求真”的信念，让他成为一个率真的人。其实，齐康说他更想成为一名画家，可以用手中的笔自由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