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院士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化石标本库内。

    一只鸟儿在水边悠闲地散步，梳理着自己长长的羽毛，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的靠近。突然，一场灾难降临，美丽的小鸟被巨大的气流吞没，并最终被掩埋到湖底，无论它怎么挣扎，也无法飞出去。“这会不会就是1.2亿年前地球上发生的真实场景？”望着手中的化石，周忠和陷入沉思，开始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探索。

    周忠和，中科院院士、古生物学家，用化石研究追寻史前生命的蛛丝马迹，描绘着一幅幅定格在上亿年前的“生命画卷”，撰写着属于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的“生命史书”

    弃“鱼”从“鸟”

    两块化石改变命运

    2010年4月27日，美国科学院举行第147届年会，宣布来自14个国家的18名科学家当选外籍院士，来自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周忠和就是其中一员。

    在读大学之前，周忠和从来没想过自己以后会与古生物结缘，他对这一领域的了解仅限于看过的几本《化石》杂志。

    1982年，周忠和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开始与化石打交道。1990年，研究生毕业的周忠和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鱼类化石研究。然而，他却在辽宁朝阳一个叫波罗赤乡的地方找到两块保存完整的、距今1.2亿年左右的鸟类化石。当时，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稀少。两块化石的意外发现，改变了周忠和的学术命运，让他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的研究。

    随后的几年里，由周忠和与同事、老师们组成的挖掘队又从同一地点发现了几十件鸟类化石。在1992年的第三届国际古鸟类与进化会议上，周忠和报告了他的发现，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震惊，这一偶然的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

    回忆往事，周忠和总感叹自己的幸运：“我赶上了好时候”。

    1999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周忠和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后继续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鸟类研究，并担任“热河生物群”课题组负责人。之后，“热河生物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不仅对脊椎动物许多类群的起源和系统演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决进化生物学和地学领域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2011年，周忠和当选中科院院士。

    得“地”独厚

    古生物学焦点转向中国

    中国的古生物学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发现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在外国同行看来，历经80年风雨的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可谓得“地”独厚。2001年，美国《科学》杂志首次辟出大量版面专题介绍中国古生物学。2009年，《自然》杂志编辑亨利。吉撰文，提到近年古生物学的焦点转向中国，并称中国拥有“最好的古生物学家”以及“最好的化石”。

    在周忠和看来，中国古生物学不仅仅有地广物博的先天优势。一方面，政府的鼎力支持让“我们现在的科研环境从整体来说很不错。”另一方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团结平等的优良作风让他自豪：“我们有着不忽悠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张弥曼、徐星等研究员，还是普通的化石修理、绘图团队，大型设备操作人员，周忠和不会漏掉任何人的独特贡献。

    研究员李淳喜欢研究所里那种无拘无束的轻松氛围，他认为周忠和身上有种强大的凝聚力，让每一个人的个性和长处都发挥出来。

    “无用”之用

    科普是一种义务

    “你们的研究有什么用？”这是周忠和经常要回答的问题。

    “科学与技术的工作有很大区别。”周忠和强调，“古生物作为地质学的一个基础学科，它的生物学研究意义还在于撰写‘生命史书’，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并成为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直接证据。”表面看来，这些无法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但以周忠和为代表的古生物学家却找到另一条把研究成果和公众需求相结合的路径——科普。

    早在2003年，周忠和就登上《百家讲坛》，开讲“古鸟寻踪”。随后的几年，周忠和和他的团队参与了大量的科普讲座、电视节目直播和地方博物馆建设等工作。2013年，由周忠和担任主编的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出版。

    周忠和认为，科普是一种义务。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公众日益浓厚的自然科学兴趣，推动国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在周忠和看来，“做出好的研究成果，牢记科普的责任”是对“古生物研究有什么用”的最好回答。（盛若蔚 唐天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