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打开电脑，每个网站几乎都出现一条新闻：“邵逸夫爵士今晨去世，终年107岁。”

    这似乎算不上特别骤然而至的消息。一方面，自然律在那里，就算是再多福长寿之人，百岁之后，也终将要面临仙游之期；另一方面，早从几年前开始，屡次有邵逸夫去世的小道消息，公众对此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尽管邵逸夫早已是公众所熟悉的名字，但大多数公众对他的认识，大概从昨天才真正开始。邵逸夫，原名邵仁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镇，系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他生于清末，去时已是21世纪。对邵逸夫更深入的报道还会继续，但令我稍稍惊诧的是：一些网站将邵逸夫逝世列入了娱乐新闻。

    “邵逸夫逝世”是不是一条娱乐新闻？初看起来将其列入娱乐新闻也许并无不妥，因为邵逸夫不仅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香港上海商会成员、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者，而且叱咤娱乐圈大半个世纪，打造邵氏、无线两个影视王国，培育了无数演艺人才。有评论甚至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和香港无线电视的节目”。但“娱乐化”解读邵逸夫既流于浅表，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邵逸夫之所以被公众所了解，他的逝世之所以会引发广泛关注，不在于其娱乐圈内的名气，同样不在于其不菲身价。邵逸夫再有名气，也许还不及那些每天八卦迭出的影星；邵逸夫纵是巨富，但也没有站在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点。邵逸夫和内地民众之间的“亲近感”，其实更多来源于他的财富外行为。那些由他出资、在稍微像样点的内地大学都会有的“逸夫楼”，已不用再特别提及，因为它早已人所共知。但关于他其余的慈善举动，公众虽略有耳闻，却未必全然知晓。譬如，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譬如，2002年，他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再譬如，四川汶川地震，他们夫妇捐款1亿元港币，四川芦山地震又捐款8000万元人民币。

    邵逸夫的慈善与热心公益行为，无疑是他同时代的那些名人所难以企及的，甚至也创造了一个令后来者只能奋力追赶的高度。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在乘鹤西归之后再来盘点邵逸夫先生的遗产，相比于其在娱乐界的巨大成就，他留下的更是一种充满哲学意义的健康财富观：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是一种乐趣。对于富豪们的财聚财散，西方国家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邵逸夫展现出的更是一种东方式的财富管理观。他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慈善公益，但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与资本却得到了同步的扩张。1985年，邵逸夫大举捐赠的第一年，《信报》估算邵逸夫的资产为33亿港元；2006年，媒体估计邵逸夫的总资产已逾200亿港元。财富并不是坏东西，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邵逸夫的逝世，引来内地舆论的广泛追思，并不意外。但是，究竟该追思先生的什么？没有在他捐赠的“逸夫楼”中勤奋求学，先生的捐赠在内地遭到一些基层官僚的挪用，这些都不妨进入个体或公众的省思层面。若只将邵逸夫逝世当作娱乐界的大事，只能说明我们认识尚浅，距离一个真实的邵逸夫也还太远。（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