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国劳动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劳动争议处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2004年获得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颁发的“劳动法学理论研究杰出贡献奖”。

　　从１９５０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起，关怀已执教５８周年

　　３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第二会议室内热闹非凡，１００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冒雨相聚这里，庆祝该校法学院教授关怀执教５８周年。

　　中国需要一部自己的劳动法

　　“我与关教授相知、相教、相处５８年。在这５８年里，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所所长王益英回忆起与关怀共事的日子，感触颇深，“关教授是我国劳动法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作为一名学术带头人，５８年的从教之路他走得很艰辛，他见证了我国劳动立法的曲折历程。”

　　王益英的思绪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１９５０年，许多大学法律系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同年３月由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教系统中显示出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同时成立的法律系受人瞩目。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效仿莫斯科大学模式办学，聘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任教，该校第一批教师基本上是在苏联专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关怀就是其中一员。当时，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劳动法这门课程，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利用劳动法为劳动者更好地服务。受此影响，关怀树立了从事劳动法教学和研究的目标。

　　在学习和教学中，关怀发现中国教师照本宣科地讲苏维埃劳动法根本行不通，应该进行教学变革，授课时加入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元素。后来，他又提出了“中国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劳动法”。之后几年，关怀奔走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相关部门之间，为日后我国劳动法立法做了大量的铺垫性工作。

　　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劳动部也开始着手立法工作。当时，劳动部成立了以常务副部长毛齐华为主任的起草委员会，关怀作为劳动法学专家加入起草工作。不料，此后相继掀起的政治运动使我国整个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受到了重创，劳动法起草工作也就此夭折。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夭折多年的劳动法立法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关怀斗志勃发地与其他专家联手展开劳动法立法相关工作。经过１０余次修改，劳动法草案终于成型，并于１９８４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因分歧较大，劳动法草案再次搁浅。提到两次夭折的劳动法草案，关怀感慨不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纠纷日益增多，劳动立法势在必行。１９９０年，劳动法起草小组再次成立。关怀热忱不减，在此次劳动法的起草讨论中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劳动法中应该涉及“集体合同”的条文，强调除劳动者个人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外，还应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工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以便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出，我国劳动法应体现宪法原则，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如休息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等。他的意见大部分被采纳，至今都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