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近影 王斯敏摄

一九九○年，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3月13日下午，清华园。红砖穹顶的大礼堂内，一场讲座正在进行。主讲者是87岁的思想史家张岂之。鬓发如霜的老人声音清扬，把“中华文化与精神追求”的大课题讲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

    他面前，是一张张神情专注的青春面孔；礼堂后墙上，是一块从近百年前高悬至今的匾额：人文日新。

    学生，人文，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两大牵挂；教师，“人文学人”，是他愿意接受的为数不多的两顶“桂冠”。

    一个甲子前，他开始追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侯外庐，参与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以高起点走上学术道路；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他带领众多史学英才团队作战、全心付出，以《史学概论》等重点教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献礼。

    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思想史研究；从教学到科研，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

    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最能代表他的心声：“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此刻，在远隔关山万重的西北大学，他的研究团队也正在春光里忙碌着。走廊墙壁上，六个大字赫然在目——“兼和、守正、日新”，这是他拟定的所训，也是刻在学者们内心的治学理念。

    他播撒的种子，经风历雨后，已碧绿如茵。

    1、求学：擎起一支不灭的烛，走进一幢永远的楼

    先是一片战火，再是一盏烛光，最后，是一幢楼。少年张岂之的求学路，随一个个路标变化着，延伸着。

    那是殃及整个民族的战火，打碎了一个十岁学童对未来的幻想——1937年，张岂之在家乡江苏南通读小学，成绩优异。彼时的南通受本乡实业家张謇“教育救国”理念熏染，学风极盛。读大学、留洋、做教授，是父母为张岂之早早规划好的人生。

    战乱无情，南通濒临沦陷。小岂之被辗转送到远离家乡的陕西城固，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

    几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虽简陋清苦，却辟出了一方安宁的“桃源”。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在江边晨读，在油灯下伏案，课余闲暇，便钻进随文人们迁来的一间间书店，饱览书页中的奇丽大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令他深深迷醉于人文的魅力。

    思乡之苦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学习冲淡了，还品出几丝别样的“甜”来。

    “一次考试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那几天，我们燃起了烛，烛光照亮了教室，也温暖了一颗颗稚嫩的心。”多年后回想，那光芒在张岂之心中依然明亮。

    烛光伴着他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一举考中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后，他的生命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楼。那是一座灰色的、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却曾云集众多著名学者，成为后学心中的人文圣地。

    北大文学院就设在这里，文史哲各系教师均在此授课，他们迥然各异的风采，深深感召着新生张岂之。

    著名教授自是一派学者气象。

    新儒家宗师熊十力其时已年过六旬，开出“新唯识论”一课。每讲一段，便把手杖提起，轻轻敲点离讲台近的学生，问“领悟”了没有。因为怕他的手杖，教室前排几乎没有学生去坐。但他不息的探索与追问令张岂之印象深刻——外来佛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时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系开课四门：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先要懂得外国哲学史。这样思路才打得开，方能有所创新。”他还要求哲学系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张岂之便曾选修生物学。

    哲学家贺麟正在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便把成果带上课堂。听课者五人，每周都抽一晚到贺麟家讨论译稿，边享用贺夫人专程备好的茶点，边畅谈研读心得。每有争论，贺麟便认真听取，对“毛头小伙”们连连称谢。在其后出版的《小逻辑》中译本序言里，他专门提到了五位学生的名字。

    年轻教师也有一番鲜明个性。

    讲师石峻的“伦理学”，因热情奔放、旁征博引而受到欢迎，唯其湖南乡音过重，讲得一快便令听者难以理解。张岂之写信请教，颇得石峻嘉许，不但专程解答，还向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藏书。

    和石峻同年的讲师任继愈，授课则更多了几分冷静严谨，一门“隋唐佛学”讲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在课外，任继愈俨然成了张岂之的指导教师，不但引导他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鼓励他走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任老仙去。

    “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张岂之感慨。这种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

    2、展翼：“诸青”唱了“重头戏”

    也是一幢灰楼，披岁月风尘而立。门侧挂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每次走进所里，张岂之都会和一位老者对视——那是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侯老外庐，脸庞微侧，双唇紧抿，眼中似有无尽嘱托。60多年前，召唤他探究思想史堂奥的，正是这道目光。

    1952年秋，天高气爽。一位访客给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张岂之带来口信：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邀请他赴西大工作。

    侯外庐，这是个张岂之熟悉的名字。1949年初，他曾在北大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学生中用力最勤者，常去当面请教。

    “他推荐我们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还思想史以本来面目’，令我受到了历史唯物论的启蒙。”

    是继续读研，还是去古都西安从教？当时的清华教授们忙于“思想改造运动”，几乎难顾学生。张岂之选择了后者。

    先是在西北大学做讲师。很快，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校教书。

    主要任务是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这几卷著作初版于抗战时期，凝结了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几位学者的大量心血，但印制多有错漏。

    “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逐字逐句地查核引文、考订古籍，拿不准时就和先生商量。”不久后大功告成，谁料却只是个开始，“先生告诉我们，立即着手参加第四卷编写。”

    几位年轻人错愕而兴奋。

    他们深知这部巨著的学术分量，也曾一次次折服于几位作者的笔力与思想。第四卷的编著名单星光熠熠——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而自己初出茅庐便能与其共事，何等荣幸！

    侯外庐鼓励他们放手尝试，并为其取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在晚年出版的自传《韧的追求》中，侯外庐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

    当年的“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表现出异常勤奋、学习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侯外庐评价：“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

    编写开始了。先围绕主题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做资料长编，然后归纳提炼，形成初步观点，再和侯外庐及其他作者反复商讨、辩论，达成共识后方可动笔。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推倒重来者亦不在少数。

    每写一章，都是一场硬仗。张岂之面对的“首战”是明代东林党思想。如何界定此群体？其政治性与学术性间关系几何？怎样评价才合分寸？他研读文献，边抄录边思考，卡片做了许多，提纲删改数次，终于完成任务。

    没等松口气，新的课题又来了。几年下来，“诸青”在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唱了重头戏”，最后一统计，每人都吃了一惊。

    侯外庐把这种锻炼队伍的做法称为“下水学游泳”和“压担子”——“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总没有下水学游泳有效。你们刚能肩负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起60斤，我立即让你挑70斤。唯此方可不断提高。”

    这样的“实战演练”，张岂之视若珍宝。他亦留恋师生间自由平等的交流——“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诸青’成员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从未发生过署名之争之类的不愉快。”

    辛劳三年，写作终告完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二百六十万言，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

    初试啼声的喜悦还未散尽，“文革”开始了。侯外庐戴着“反共老手”的帽子陷入浩劫，张岂之刚刚扬帆的学术之舟，也在风浪中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