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热衷健身，难免发生扭伤事件，这就给他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制造了呱呱问世的机缘。据说他至今仍拥有着与诸多盲人按摩师的友谊。

　　毕飞宇是毋庸置疑的才子，他的作品血气方刚，生机盎然，三五行一个神来之笔，与一些作家孵豆芽般孵出的苍白文字相比，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同样的道理，毕飞宇一旦进入写作状态，那就是以命相许，闭门几天几夜，全家人屏息静气。

　　毕飞宇出身世家，从父母处得到正统而健康的教育。有趣的是，毕飞宇的父亲对儿子的文学成就持保留态度，父子相见，父亲似乎更期望有一个讨论国际问题的对手。毕飞宇偶尔一展歌喉，居然是标准的美声男高音，他说他的好嗓子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

　　毕飞宇的生长地是兴化，与我插队的宝应比邻，他的《玉米》还在手稿状态时，就拿给我读，我就成了很多意义上的知音。《玉米》要改编电视剧，他认为我是最理想的编剧，反复劝说，不依不饶。我一则母亲生病，二则工作走不开，三则编剧要屈从投资方、制片方和导演的意志，我不习惯这样的角色，所以终究未能遂他的心愿。

　　毕飞宇在很多时候桀骜不驯，同时又保留了诸多传统美德。一次会议之后聚餐，坐定后他发现一桌子都是老前辈，便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敬了一圈酒。孰料他并无酒量，离开餐桌便人事不省。被抬上车的时候，身边紧随一只盛装呕吐物的塑料桶，而那时他已经把自己吐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纸人”。

　　同事期间，我与毕飞宇相处得犹如姐弟。有次他跟我要50元钱急用，拿走时预告：“我可能记不得还哦。”我申报正高职称，因外语问题一波三折，终于通过时，我并未觉得如何高兴，在办公室等候消息的他却冲上来给我一个拥抱。我那时长期在医院值夜班陪护母亲，毕飞宇偶一端详我面容，童言无忌，说：“梁晴，你幸亏五官长得还不错，否则就是作协最难看的女人。”我母亲去世后，我在办公桌上看到毕飞宇给我的留条：“亲爱的梁晴：我知道你家的变化，希望你一切安好。我好几次想给你打电话，拿起了又放下。保重你自己。小弟毕飞宇字 09.9.”

　　现在毕飞宇到南京大学做了教授，我们不常见到，但我会一直记得这张情深意重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