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与现实的

　　1月22日，阳光很好，诗集首发的日期定了，余秀华的心情明显不错。

　　她坐在阳光里，舒展着双腿，一个个问题答过去，开着玩笑，对答如流。

　　可就在一天之前，她还将所有记者的问题都撞了回去，一位北京的记者与她谈了两个小时，“绝望”而归。

　　对这些情绪化，她一笑带过，“我觉得你问得好，问到了我就告诉你，问不到我为什么说？”当余秀华认真注视的时候，她的真诚才能被发觉，“我的心里没有篱笆”。

　　现在的追捧，不是她的理想，甚至让她害怕，“以前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不敢了，万一你们又说我怎么办？”

　　前几天，因为记者接踵而至时，家里死掉了几只兔子，她的一句“记者来了，兔子死了”，让网上又开始了一波对记者的“讨伐”，这都让她吃不消，“就是开个玩笑，没那个意思”。

　　“我要躲起来，不和你们玩了。”余秀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现实的并非理想，但她也希望，能借这次的机会，“有更多机会和别的诗人交流，磨练技巧，开拓视野，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最终让社会真正承认自己”。但对未来所谓的“更好”，她的想法却似乎偏颇：“不就是把语言模式化，把每首诗模式化，不断地重复自己、表达自己？所有的诗人，概莫能外。”

　　理想的，有些可能成为现实，比如“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也有些，可能不再成为现实，她“希望回到安静的生活，自己写诗，不管别人懂不懂，把自己和其他人分开，诗只写给自己”。

　　等各路记者终于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坐在略显凌乱的小屋里，被鲜艳的假塑料花、翘起边角的衣柜、脏脏的玩具熊和大红色绣花的被褥围绕着。书桌上，摆着《现代诗110首》；一本1987年版的新华字典，已经快被翻烂了；书柜里，有鲁迅、朱光潜、余华与《浮生六记》。

　　她的阅读量显然并不小，却也受限于乡村生活；她被早已熟读过的它们包围着，毫不为意地低头看着手机刷微信，偶尔发出笑声，那才是她的生活，她的国。

　　“我只希望我的诗能再写得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只是我不知道怎样能够到达。”余秀华叹了一口气。（本报记者　梁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