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相通

　　“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对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希腊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兴趣，不过我想将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体系中。”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也留在师大历史系任教。不过，教的并不是中国古代史，而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世界史师资极度匮乏，系里领导看到刘家和的英文不错，便安排其从事世界史的教研。

　　“从内心来讲，您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应该是中国古代史，但也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我都不想放弃。”

　　既然决定了研究世界史，就得从外语上下功夫。英语和俄语是当时要求必须掌握的外语，如何能提高英文并学会俄文呢？刘家和的方法是对照学习。

　　先读英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逐句作文法分析，到读俄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时，采用同样的文法分析方法，然后再逐字逐句地对照英译本读，寻思其中的异同。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刘家和的英文与俄文水平都有所长进。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阅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除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助教任务外，刘家和还参加了世界古代史讲义的初稿编写以及外系世界通史（前半段）的教学工作。恰巧，当时北师大一附中一位教世界近代史课的老先生因病不能上课，刘家和又奉派到附中讲课。

　　这对于刚留校的刘家和来说，压力可谓不轻。他说，自己虽然挺住了，可是心里总想，这样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专心作研究？

　　当时，刘家和的住处与历史学家白寿彝的家离得很近，二人在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搭乘同一辆公交车。有一次在车上，白先生询问他近来工作和学习情况，刘家和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白先生笑着说：“这不是坏事，是好机会！”

　　原来，抗战时期，白先生携家带口，只在一处教书，薪水不够养家，所以就在多校兼课。“这是增长知识和开阔视野的大好机会，博学慎思，力求一贯。再忙也不能不思考问题，教书就是发现和积累问题的机会。”听了这些话，刘家和顿觉豁然开朗。从此，系里有各种工作找到刘家和，只要力所能及，他一定努力去完成。

　　在教学工作中发现并积累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特别重要。刘家和在讲授世界古代史时，对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充满兴趣，还主动承担了讲义中古希腊史部分的编写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酣，一些学者为了做比较，将研究触角拓展到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问题，这恰好为刘家和指明了研究希腊史的方向。

　　1955年秋，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应邀到东北师大讲学，并开设了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面向全国招收中青年教师。经过考试，刘家和进入这个班学习，为期两年。当时，在东北师大任教的林志纯名义上是以中国专家的身份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大量的论文指导工作。

　　根据当时规定，学员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方能颁发毕业证书。林志纯提醒各位学员，论文题目越早定出越好，因为可以赢得相对较长的时间来准备、写作和修改。早有准备的刘家和以《论黑劳士制度》为题，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写作、反复修改、精心打磨，最终完成一篇近八万字的论文，并由翻译组老师全篇译为俄文请苏联专家审阅。

　　这篇论文在答辩会上得到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林志纯等中国专家的一致好评。

　　此刻，初尝“比较”滋味的刘家和却涌入另外一个念头——将比较视野扩展至另一文明古国印度。为此，他从汉译佛经目录入手，以小乘经律为基础，大量阅读，同时阅读英译（少量俄译）印度古典文献，以资比对，察其异同。

　　正是用这种系统而扎实的学术方法，1962年，刘家和写作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一文，被白寿彝发现后，举荐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次年又有《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也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

　　白寿彝曾想推荐刘家和，跟着季羡林学梵文。可是，随之而来的一场场政治风暴，白、季二位先生都成为“反动权威”，梵文学习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后，季老鼓励刘家和继续进行古印度史研究。可此时，刘家和已经进入白寿彝主持的史学研究所，一方面致力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另一方面开始从事古史比较研究，专门研究古印度史已无可能。

　　任继愈当时正准备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希望刘家和可以参与其中。刘家和征求白寿彝的意见后，觉得历史学毕竟是自己的主要精力所寄，婉言谢绝了。

　　曾有师长跟刘家和开玩笑：“你又从世界史逃到中国史去了。”

　　“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对我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两张皮，互相扯着，而是相通的。希腊史、印度史都是我的研究兴趣，不过我想将其都融入到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体系中。”刘家和如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