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担当

　　“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从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有一个不信在变化运动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习惯。我就写文章说明这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家和便正式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牵手”。

　　在刘家和看来，从事比较研究，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对于所要比较的对象有总体的了解；第二，从原始资料入手，研究至少某一文明的历史，并取得一些成绩。

　　参照这两项条件，刘家和剖析自己。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他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中国古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寑馈于其间的文明，自觉理解较深，也具备从原始文献入手做研究的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积累起一定的研究经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国古史的研究同经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为了从源头上探寻中国古史的精神来龙。”刘家和在自传文章中回忆了这段心路历程，顺着这样的研究路数，他在史学界自成一家。

　　2014年8月，一篇题为《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的文章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刊出。殊不知，这是一位自少年时就开始读《老子》的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他说，自己十几岁就读《老子》，读了不知道多少遍，却一直没有发表相关文章。

　　文章中，刘家和解读了“老子的道的内在矛盾性”，认为老子的“道”并非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的空虚”，而是从普遍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从而对黑格尔的挑战做出了有理有据的回应。

　　“我学了一辈子黑格尔，受益于他，现在要挑战他。”嗓音略微激动，一语一停，刘家和的眼神中，透露出坚毅、执着与自信。面对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挑战，这位有些倔强的老人通过文章对黑格尔的论断予以反驳。但反驳与挑战并非最终目的，他希望借此了解更有意义的东西。

　　“中国与西方学术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哪一方有无理性的问题，而在于各自理性的结构的差异，中国是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西方是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中，最深度的比较就在于此。

　　“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西方人是在永恒中把握真理。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从柏拉图起，西方人就有一个不信在变化运动之物中能把握真知的习惯。我就写文章说明这个问题。”

　　2013年，刘家和主持编写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是目前国家层面表彰社科研究成果的唯一荣誉。

　　“史学研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的挑战，创新正是在成功回应挑战中实现的。”在出席该项目基金评审工作会议时，刘家和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劲头。其中，“上穷碧落”是指在理论方面要站得高，“下黄泉”是指在文献方面要钻得深。

　　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刘家和总结为三大张力。横向层面上中西方比较研究的张力；纵向层面上的“二非罗”张力即哲学（Philosophy）和语言学（Philology）的运用相得益彰，同时也是学问深度与广度的张力；再就是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张力。

　　有人问刘家和，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还笔耕不辍，一直在发表文章？究其原因，在于他“心里有事，睡不着”。

　　老者的“心事”，来自从业历史研究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使命感——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找到二者差异的源头，为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和应有的地位正名，也为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优势与缺陷，更要通过比较来思考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项工作绝不是我能做得完的，一辈子都做不完，我怎么能休息呢？”

　　使命感使刘家和多思而严谨。他说自己作品很少，谈不上著作等身，“别人写10篇，我只写1篇”，因为他“只想把问题搞清楚”。

　　2014年，刘家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一文在1998年便完成了草稿，直到2013年11月才最终修改定稿交给编辑部。

　　刘家和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高，坦言自己活得很累。他说自己是“活该”，是“不可救药的”，却义无反顾地走在比较研究的道路上。“别看我现在86岁了，就是再活80年，我都达不到自己的目标，我是一个达不到目标和理想的人，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不管多么困难，我都要学。”

　　现在，刘家和依然像上大学时那样，对知识如饥似渴。尽管对中西古史比较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他却觉得自己的真正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他的追求、使命感。

　　陆游有诗云，“放翁百念俱已矣，独有好奇心未死”，这是刘家和的座右铭，也是他学术心态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