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

　　王树增说：“我写的是一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它动员了全中国所有的阶层、党派，甚至所有的国际力量，包括散落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侨。如果我们对这场惨烈战争的表述和认知过于狭隘，对那些倒在战壕里的生命也是不公允的。”

　　王树增认为，抗日战争呈现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样式——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公允地看待历史，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之上，站在整个中国人的命运之上。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

　　所谓战争逻辑，王树增举例，在抗战爆发时，中国人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冷兵器时代的影子，而日军是飞机大炮的机械化部队。“这是两个国力、军力都十分不对称的战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能够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王树增说，“如果我们忽视了正面战场，就对不起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人，他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今日国人很难想象的，战争的惨烈程度也让人很难想象。”

　　在书中，王树增也不避讳一些敏感话题，如，有观点认为，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坐大”。王树增用史实证明，这个观点毫无逻辑。“抗战全面爆发后，可以说，共产党所处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共产党如果要‘坐大’，完全可以偏安中国西北一角，日军没有打到那里。然而，共产党把自己勉强编成的三个师，统统过了黄河，参加正面战场。第一场战役就是忻口战役，与日军的甲级师团作战。”

　　对于共产党人的中流砥柱作用，王树增认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最主要的党派之争是国共之争，而共产党主动站出来服从中央政府领导，对各路军阀和小党派起了引领作用。”第二，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保证抗战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性战略思维，在战略上起了中流砥柱作用。如果按照速胜论、速亡论的思维，不出一年，中国就亡国了。”第三，是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正面战场离开了敌后战场，根本支持不住，共产党牵扯日军的兵力没低过40万；而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哪来敌后战争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