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作品都与时代相匹配

　　但我不会刻意去迎合网络文学

　　记者：现在无论如何都是网络时代了，传统的文学写作需要适应互联网吗？

　　方方：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和这个时代匹配的。没必要让作家和读者回归到传统上，互联网作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网络文学本身的起点不是很高，因为它是由一些技术型人才创造的，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且，网络文学是无限制的，它的发表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篇作品好不好，是不是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作家自己并不知道。网络文学应该存在，但如果让我去迎合网络文学，为了读者去创作这样的作品，我也做不到。文化多元化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喜好。

　　记者：最近您公开质疑某诗人评职称问题，公开批评某教授的诗歌获奖的问题，我们发现您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有您自己的方式，这是您一贯的风格吗？

　　方方：有些事是没办法的，我必须扛住。比如单位评某诗人职称时，我投的是弃权票。我已经提出我的反对意见，如果没人采纳，我也懒得管，所以我投的是弃权票，不是反对票，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不是这位当事人用短信侮辱我、威胁我，我是不会管的。但如果到这个地步，我还一味忍让的话，那就不是我了。有人说，你为什么要采取公开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某种渠道去反映问题？公开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通过其他渠道投诉都没有结果。

　　柳忠秧教授起诉我，我们都在等法院宣判。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确实做得有些冒失。我说了很伤害教授的话，“教授重人情，轻文学”这句话只针对评委给柳忠秧满分这件事而言，并不是批评所有的教授。我写公开信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作协主席，只是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就发了牢骚，没想到造成这么大影响。

　　记者：听说您以前也来过几次天津，能谈谈您对天津的印象吗？

　　方方：我印象中第一次到天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两名同学专门过来看望大学同学。当时是冬天，很冷，有残雪，我们照了几张像片就回去了。第二次是1986年，我来参加《天津文学》的笔会，记不清是哪位天津朋友，说要让我们见识一下天津的夜生活，就带我们到一个叫黑猫酒吧的地方，那时我对酒吧还完全没有概念，这是我的“启蒙之旅”，一直有新鲜感。第三次来天津是1995年，参加世界妇女文学研讨会，我第一次逛了劝业场。到我这次来到天津，中间相隔了20年，我发现天津跟我之前的印象和想象完全不一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之前其实我对天津的印象并不深刻，因此我这次到天津来，完全是非常新鲜的感受。

　　方方口述 我所理解的“底层生活”

　　我高中毕业是1974年，当时我19岁，被招工到武汉运输合作社，1975年开始正式工作。我从小生活在宿舍大院，接触到的人也都是知识分子，接触的社会面也很窄，我们对劳动人民的理解仅仅来源于书本，根本不了解底层生活。

　　那年父亲去世，哥哥们都在农村当知青，有一个哥哥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区，全家人仅靠他每月寄回的20块钱生活费，再加上父亲的抚恤金，这点儿钱很难支撑起整个家庭，因此我急于承担起家庭责任，我必须去工作。做搬运工人的工资在那个年代可以让我母亲生活得很好，我很快就同意接受这份工作。去了之后才发现，底层生活和我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运输合作社给我的第一个教育是“人生苍凉”。

　　运输合作社和其他公有制的运输公司不同，它是底层中的底层。1955年，武汉市将所有流落街头的苦力集中起来，成立了武汉运输合作社。这里复杂的人员构成，完全改变了我对底层人的看法，他们不是单纯没饭吃的穷人，里面有旧政府的人，国民党高、中、低层级的人，不愿意和新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流氓地痞，甚至可能还有潜伏下来的特务。我去之前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我只是认为我来到一个劳动人民聚集的地方进行学习和改造，因为我在知识分子的环境下长大，我清楚知识分子有性格上的缺陷，他们可能比较自私。到了这里，我开始觉得奇怪。例如有一天，我们的一名女工坐公交车的时候摔死了。那时的公共交通不像现在那么发达，经常是车上挤满人，车门都关不上，人只能吊在车门外，这名女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摔死的。要开追悼会，需要有人写追悼词，我们装卸站的领导都是纯粹的劳动人民，没有什么文化，因此就找到旧政府留下来的老先生，让他写追悼词，他是用古文写的，念的时候，大家都在憋着笑，完全没有了悲哀的氛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里不都是没文化的穷人吗，怎么他会用古文写悼词呢？后来我慢慢了解，也和这些老先生沟通，他们也发现我是有文化的人，对我很礼貌，很友善。

　　有一次我写黑板报，描绘季节用了“落花缤纷”这个词。有位老先生对我说，你还是用“落英缤纷”比较好，陶渊明的诗就是这样写的。我吓了一跳，因为装卸站里都是扛大包的人，突然有人出来告诉我不要更改古人的原意，这让我很吃惊。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1976年毛主席逝世，每个单位都开追悼会，毛主席的遗像摆在前面，每个人都要上前鞠躬。有位老先生穿得特别正式，风纪扣扣得特别严，上前立正，皮鞋踩得很响，很规矩地三鞠躬，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曾是国民党少将。

　　我对这些人感到很好奇，主动去和他们接触。装卸站分甲、乙、丙、丁四个队，按劳动力从强到弱划分，女工和这些旧政府的老先生分在一队。老先生们经常聊天。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接触到这些人，重新认识了底层人的结构和他们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知道，底层社会不都是穷人，不都是完全没有文化只做苦力的人，还有从人生的高处跌落下来的人，这是给我的第一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