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不怎么看当代作品，那您最近都在看什么书？

　　李欧梵：重读经典。我去年在学校讲到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西洋公认最伟大的小说是什么呢？是《堂吉诃德》！我没看过，于是我从头看到尾，发现真了不起， 我就从他那条路数根据昆德拉提出来的那些作家，开始看，看英文的《梦游者》。我现在正在看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没有个性的人》。维也纳世纪之交的这些作家，他们是写整个文化传统的没落，另外，还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魔山》……俄国的东西我也在重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

　　北青艺评：俄罗斯文学好像在大陆近年来也开始重新热起来，重读这些作品有什么新发现吗？

　　李欧梵：大家又开始读俄罗斯文学，这个应该提倡。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有一些小发现，我现在觉得第二条线比第一条线还重要。我现在很喜欢凯蒂，以前没发现，列文向凯蒂求婚那个场景，玩字母游戏，哎呀好美啊，比我跟我太太求婚还美，以前完全被忽略，就这种小发现。再次看《战争与和平》，原来里面有很多法文啊，我第一次看是中文的，现在听说新的版本那个法文下面完全注出来了，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以前没想到这些，现在发现了。

　　北青艺评：现在看那些小说不会觉得啰唆吗？

　　李欧梵：以前我看觉得好啰唆，现在看完全不觉得啰唆。托尔斯泰自己说《战争与和平》 不是他的小说，真正的小说是《安娜·卡列尼娜》，一句废话都没有，每一句都很平淡，句句都是重要的，我找不到一句废话。这才是伟大，伟大不是说写得“艰深难懂”,句子长长的。

　　文学批评不是用“艰深”的理论文字来吓唬你

　　北青艺评：现在很多人认为不管是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只有批没有评，您觉得呢？

　　李欧梵：文学批评叫做literary criteria，这个本来是很重要的观念 ，中国一些古典的批评家，也是从文字的本身出发，延伸到文字带动出来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就是把一个作品的来龙去脉前景后景，放在一个独特的视野里面，让读者得到一些新的见解。而不是说我用一套“艰深”的理论文字来吓唬你，这种叫做半调子理论。所以真正的文学评论是很花时间的，因为至少它有一个假象，批评本身真的要博览群书之后才能够写。我心目中有好几位批评家，你看夏志清就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多于文学史家，他那个《中国现代小说》基本上是一个文学批评的论集，他加了一些政治偏见，可是他写钱钟书、张爱玲的时候很精彩啊，这是文学批评。西方就更多了，中国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似乎文学理论很多，可是文学批评呢，没有人教。

　　我们觉得文学理论不能够凌驾于文本，应该是先有文本后有理论。我反对过度地理论化，就是要把一个文本凑成一个理论的框架，可是理论有它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思考，对我们有启发，有什么问题想不出想不透的话，看一下理论，噢，原来可以这么看，所以我也非常喜欢理论。作为文化批评的大师，本雅明真的很了不起，我现在迷到什么程度，中文翻译已经不够了，英文翻译也不够，我就想看他的德文的，我哪一年可以懂他的德文的妙处呢。

　　北青艺评：王德威也是近年来备受好评的批评家，但是也有人对他提出一些质疑，觉得有些“过度诠释”？

　　李欧梵：诠释研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叫做misreading,就是故意地误读；一种就是overeading, 过度地误读。这两种都不见得是坏事，至少现在的文学理论有这种说法，它的来源就是说原作者的意旨，和文本写出来的文章，是两码事。比如说沈从文，我们从沈从文的文本里面看出来的东西，由他来解释，到底沈从文是不是这样想的，没关系。现在一个新的做法就是把沈从文一生的一些特别的时辰，比如说他“文革”画的那几幅画，这是另外一个文本，和他的经验感受和他的小说合在一起。这个蛮创新的，我觉得很了不起，宁愿它过度误读，没关系，过度的阐释我觉得可以的，因为大家可以争论嘛。我反对的是一言堂式的,就是中国多年来，对鲁迅就是一言堂式的，把好的鲁迅作品都读坏了。

　　北青艺评：许子东老师认为文学批评处在百年来最弱的时期，您同意吗？

　　李欧梵：我不太清楚他讲这个话的背景。我理解他是不是说中国大陆这种很尖锐的几乎是近于谩骂性的批评很多，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真正扎实的有思考的有深度的批评比较少了。或者说，写批评文章的人少了，影响力小了，因为当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各种杂志出来，随着创作的东西出来，批评者也出来了。有个新的作品出来，马上有很多人在评论，甚至于李陀当年独领风骚，一个新的什么理论出现，他就跟着那个写。现在批评家没有这样的力量了，当时呼风唤雨式的批评家，少了。这也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有的作者可能觉得我管你怎么批评，只要我有一百万读者就够了；或者说我写我的，你们根本不行了；也有一些人写的是新文体，批评的人哪里懂得我的科幻小说。

　　北青艺评：很多作家以前是走在批评家后面，现在走在前面了。有的作家也开始发表批评文章，比如阎连科的《发现小说》。

　　李欧梵：阎连科的小说我看过，他的批评文章我还没看，他的小说越写越好。起先我不见得那么欣赏，我觉得他文字比较粗糙，可是最近我觉得他越写越好，以前别人把他捧得很高，我觉得文字不够好，可是现在我觉得他自己花了工夫，他蛮用功的。

　　张艺谋《金陵十三钗》简直不应该拍的

　　北青艺评：作为一个古典音乐迷，你也写过很多乐评，特别是马勒，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李欧梵：我写了好几篇马勒的文章，马勒的音乐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生活的生死煎熬。我们的困境，我们的感情，他是赤裸裸地用音乐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外行人也能够感同身受。我们不需要音乐的训练，都会受到他音乐的感动，只要你有耐心听一个钟头以上的交响乐就可以了。你的感情会跟着他的交响乐起伏，因为他自己说过他人生的世界就是音乐，他的音乐就是人生的世界，两个分不开的。

　　有的人认为音乐的世界是一回事，自己的人生是一回事，比如斯特拉文斯基，他说“音乐就是音符，我用音符创造了我的世界，那就是音乐，跟我的生活没关系，跟我是不是俄国人，住在哪里没有关系”。马勒正相反，马勒痴恋般地写下去，快要死了，一直写死亡，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他的音乐就是在讲死亡，直到人的呼吸快停了都写下来。他的《第九交响曲》，到最后我的解释就是人的呼吸到那里慢慢地停下来了，然后静止，到另外一个世界，全场静住3分多钟，就好像我们跟他进入了一个死亡的境地。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别的音乐是这样子的。

　　北青艺评：您也写过很多电影评论的著作，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最近上映批评也不少，很多人愤怒地觉得张艺谋、陈凯歌已经“江郎才尽”。

　　李欧梵：我不会批评别人江郎才尽，谁都不知道，很难讲说不定突然又出来一个好作品。我担心的反而是这两位导演受到过度商业化的影响，特别是张艺谋，过度的商业化之后，他是为了赚钱而拍的，为大场面，为观众拍的。他们原来是为了电影来拍的，我最喜欢《黄土地》，那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拍的。现在如果说“江郎才尽”的话，就是他们可能太聪明了，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就不拍这种电影了。我认为不见得。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艺术家，你拍三部赚钱的片子之后，就应该拍一部完全不管赚不赚钱的片子，偶尔张艺谋会有令人惊奇的东西，比如最近那部《归来》还不错。张艺谋的好片子都是这种小电影，可是他拍大片……最糟糕的就是《金陵十三钗》，那个简直是不应该拍的，这样讲有点过分啊，我平常不这样讲话的。

　　北青艺评：您在大陆出生，台湾成长，在美国度过大半生，如今定居香港，怎么看待两岸三地华人文化的差异？

　　李欧梵：基本上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我觉得文化最好不要一模一样，所以三地有不同文化，我也是乐观其成。台湾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那个底蕴就是儒家的底蕴，那种谦虚、和气、善良、很注重人和这个社会的关系；香港和大陆这方面的底蕴少了一点，这在大陆是一个讽刺。中国大陆的文学，讲得好的话是可以百花齐放，但是讲得不好的话，写得快，东西出太多，反而比不上台湾和香港，港台就是一个小东西，可是有的小东西很精致。

　　香港是比较接近台湾一点，香港的特色就是作家少，严肃的作品少，所以都是花很多时间写出来的，像董启章，他那本书很少人看的。通俗文学其实也是从香港开始的，比如亦舒这些人。香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都喜欢大众化，第一小说家金庸，每人都看的，这可以说是香港特色。为什么金庸会在香港写出来呢，就是因为香港在金庸那个时代，他的心目中的中国是个文化中国，他对整个的中国有那个憧憬，就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了。可是金庸小说背后的这个文化中的理想，现在也凋零了，两岸三地都找不着，也许中国大陆会出来。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