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教师是李佩最热爱的职业。l961年，她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

　　然而，“文革”爆发后，由于留美经历，李佩背上了“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直至1973年后，过年时才被允许回家，有时买不到硬座票，只能坐在车厢地板上回京。

　　“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人员，这些学员会被集中到中国科大培训英语，李佩幸运地被抽调出来教授英文。

　　197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郁文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偶遇李佩，得知她还在接受审查，十分惊讶：“这不对头，你该调回北京去。”

　　一年后，李佩调动的手续办好了。而当时正为培训班上课的她不想半途而废，直到暑假课程结束才启程回京。那一次，她终于买到了一张软卧车票。

　　“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那一年，李佩进入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从事外语教学工作。

　　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第一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她手下只有三名北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三人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兵”远远不够。

　　招募，成为李佩上任的头等大事。

　　有意思的是，许多“右派”教师被李佩请了来，黄继忠、许孟雄就在其列。

　　黄继忠原是北大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后被发配到银川，与家人分离。李佩帮他又重新调回北京。上了一年课后，黄继忠告诉李佩，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

　　许孟雄则是人大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

　　在海淀区一间矮房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补习班每月有40元收入。李佩就说，请你到研究生院教英文，每月80元工资，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许孟雄说，不用了，我家离学校很近，可以走过去。

　　后来，李佩得知了许孟雄的“大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许孟雄。

　　许孟雄上课时，一个“in”“on”的搭配能讲上两小时，妙趣横生。

　　李佩说，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尤其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

　　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自己的所学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李佩甚至书面邀请学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就有关专业问题进行提问。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回忆——

　　“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她，她说，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

　　苗楠是李佩第一个博士英语班的班长。他回忆说，上学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外教邓洁贞，住在友谊宾馆专家公寓，李先生鼓励我们每周日到邓老师的住处交流互动，以此加强英语环境的熏陶，口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83年，还在读博的苗楠迎来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来中国教学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通信署首席科学家、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代通信理论奠基人之一——Van Trees当同声讲课翻译助教。他出色的英语能力获得了中外双方的一致好评。

　　李佩从不把外语看作工具课，而是当作文化课。她曾总结说——

　　“大学英语要求‘四会’，但真正做到不容易。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前沿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的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但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这个教材等于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不单纯是为了教科技英语，所以我讨厌有些人说我们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回忆，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李先生的课，那是一种享受。当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某篇文章时，李先生会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英语学得好，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李先生拿这两个人的事例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

　　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以便让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李佩被请了去。于是我们看到，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李佩。

　　谈到这位恩师，苗楠说，有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的描绘最准确也最凝练：“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李佩当年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家栋梁，而仅本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中就有四位：白春礼、李静海、丁仲礼、方新。

　　1997年，李佩78岁，女儿郭芹却因病辞世。中年丧夫、老年丧女，面对命运的波折，坚强的她没有因此缺过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