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中国大陆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奖，引起了民众与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是继2012年莫言获文学奖之后，中国人与诺奖的又一次亲密接触。

　　中国自近代打开国门以来，走过艰难的步伐，冲出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逐渐走向了世界舞台。我们派出驻外使节，参加世界博览会，迫切希望能够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诺贝尔奖这一国际性学术大奖自然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强国梦的一个象征。但在旧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近代化教育刚刚建立，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是步履维艰，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与诺贝尔这一国际大奖的水准相去甚远。唯一为中国人所骄傲自豪的，是我们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我们有悠久灿烂的文明成果和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名家辈出、文学成就斐然，诺贝尔奖之一的文学奖似乎应该早早颁给中国人。可是，一百年的期盼，直到莫言获奖才告一段落。

　　回顾自诺贝尔奖诞生至今的120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享有其他奖项无法匹敌的高知名度，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曾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热，由此引发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精神价值、艺术品质、翻译水平及文学教育的各种思考。诺贝尔奖已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奖项，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饱含了中国人的诺奖情节。百年来有关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讨论从未间断。

　　1 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过程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的，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文学、和平5个奖项，以基金每年的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前一年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1901年首次颁发。

　　与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物学和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不同，负责评定文学奖的是瑞典文学院。文学院成立于1786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模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文学院共18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5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地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减到15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5月底，便缩减到5名。在这之后，院士们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9票以上，即为最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按照规定，诺贝尔提名有50年的保密期，除了最终公布的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遴选阶段的相关人信息在50年保密期间都不对外公开。奖项一经评定，即便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也不能予以推翻。对于某一候选人的官方支持，无论是外交上的或政治上的，均与评奖无关，因为颁奖机构坚持文学奖与行政权力和国家无关。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遴选程序看，提名的机构和具有提名资格的人是比较广泛的，而从提名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 鲁迅、胡适：拒绝诺奖提名

　　在中国人所熟知的民国学者中，鲁迅与胡适是最负盛名的，也是最容易引起国民关注讨论的。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尖锐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其作品至今仍为中小学语文必读文章；一个开风气之先引领白话文运动，成为盛极一时的仕林领袖。鲜为人知的是，他们还拒绝了同一个人给他们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诺奖与中国的渊源也由此开始。

　　鲁迅与胡适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缘于同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定（Sverl}qedin）。赫定生于1865年，是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少年时即把探险生活当成自己终生事业方向。1886年他拿到了诺贝尔的资助开始了自己的探险旅行，因发现楼兰古城和对西藏的自然描述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偶像，蜚声世界学界。他热爱探险，甚至无暇娶妻。他说“我已和中国结婚”。

　　1926年底，斯文·赫定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等合作组织了中国西北考察团。赫定提议可以提名中国学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与其协商后，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寻鲁迅的意见。当年9月25日，鲁迅回复了台静农那封后来颇为有名的函件。信中鲁迅明确表示：

　　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到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皮肤人，格外有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表达得很清楚，他谢绝了这一好意，既出于自谦（“我不配”），也出于自励（“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这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经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这不仅说他个人，还包括当时所有中国作家。

　　鲁迅拒绝这一提名后，斯文·赫定将目光转向了当时在教育、文化界影响巨大的胡适。在《胡适日记全编》中记载，有与鲁迅被提名诺奖之事近似的情形。1929年2月26日到28日，胡适乘火车从外地返回上海，他在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有陈万里等。赫定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定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为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那么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胡适的日记中表达了他对自己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清醒认识：认为他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是有功的，因这一点可以选定他，但“文学奖”主要是授给那些文学创作者，而他自己的主要功绩在于提倡文学革命方面，而不是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