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新编戏要有警示有棱角

　　1988年　《曹操与杨修》在上海京剧院横空出世，被公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戏曲的里程碑作品”，《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成功推出，奏响“尚长荣三部曲”。《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　分别获第一、三、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榜首），囊括中国戏剧界所有重要奖项的“大满贯”作品。

　　记：新编戏很多，能写到观众心坎上的成功剧目却不成比例，您的三部作品都非常成功，深受好评。

　　尚：《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三个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三个戏都在启迪人生，我都很喜欢。古往今来，所有舞台上的戏都在说道理，张扬正义，鞭挞黑暗与丑恶，比如《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告诉观众“做错了还是要纠正”。《四郎探母》讲人性、思乡，告诉观众“国与国之间和为贵，民族之间和为贵”。我演戏很注重开掘一出戏的历史内涵，要让观众欣赏艺术的同时，也受到戏的主题内容启迪和影响。

　　记：演出《曹操与杨修》，您最大的心得经验是什么？

　　尚：排《曹操与杨修》我47岁，感觉自己火候已经到了，太年轻不行，过了50岁之后，或许也不行，思路没有那么敏锐。“曹杨”出台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上海京剧院同行搭档的氛围，实现不了我的艺术追求，我将一事无成。

　　我演曹操没有什么派，不是按照某个派来演，而是按照我的追求，通过内功外功结合，塑造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有历史厚重感的艺术形象。内功是人物塑造，外功是唱念做打。我没有因为要立派去攒点东西，我演曹操，不分铜锤还是架子，唱还是念，只要符合音韵学、美学的舞台标准就行。言兴朋也没有拘泥于言派去塑造杨修。在我看来，流派只是外部技巧，这个技巧与人物的内功外功理性结合，舞台上才会产生玄妙的艺术形象和感染力。

　　记：您在《曹操与杨修》表演，为什么能在新编戏领域独树一帜？

　　尚：从心欲，不逾矩。年轻演员应该有这种理念，随着积淀慢慢成长，功夫到了，水到渠成。急于求成，是拔苗助不了长。我看到一些地方戏演员，自称某派唱腔创始人，这话说过了，艺术成绩必须经过舞台检验，不要为了标榜自己而标新立异，不要为了形成某个流派而标新立异。流派在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得能被人接受，合乎客观规律和艺术逻辑。

　　记：《贞观盛事》排演时，有人提出要改词，被您拒绝了？

　　尚：《贞观盛事》　里君臣嘻嘻哈哈吃喝玩乐，只有魏征不断提意见。魏征与太宗也是属于唇枪舌剑，只是没有“曹杨”那样的生死撞击。有场戏，李世民夜访魏征，发现他的住所很简陋，下令修缮，可被魏征拒绝了。魏征随后提出为官要“一清廉、二谨慎，三勤苦”。有人认为台词太尖锐，应该改掉。我发脾气了，魏征的话都是历史上的原词，有依据，不可能改。我们好几次演完这场戏之后，全场掌声雷动。

　　记：《廉吏于成龙》，您听从评论做了修改。

　　尚：一开始我觉得排《廉吏于成龙》没戏，因为戏里没有断案、没有矛盾。导演也说，“我导过很多清官戏，这部戏没有杀贪官，肃什么贪，表什么清。”后来我们达成共识，《廉吏于成龙》以一个布衣高官的人品为核心，一个个故事像串起的珍珠。《廉吏于成龙》　上演之后，《文艺通讯》发了一篇评论，认为《廉吏于成龙》主人公有给自己歌功颂德的嫌疑。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有道理。戏好看，必须坚决杜绝三突出、高大全，于是把于成龙“我是清官”“要为老百姓做事”等自我表扬的豪言壮语都删了。当时《廉吏于成龙》　在上海已经拿了很多奖，都是第一名，但是该改还得改。绝不能手软、背包袱，昨天表扬，今天不算数，得重新认识。

　　记：三部戏大获成功，您觉得有共同因素吗？

　　尚：好戏要对人有启迪、有警示，应该有棱角、敢讲，远离过去时代的思路观点和理念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