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翻砂厂，“丑”是指缝里永远洗不掉的泥。

　　她是中国新时期的第一代农民工。揪着上世纪80年代的尾巴，赵林偷偷准备了行李，跳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家里的云是棉絮一样的一大团飘啊飘，这里的云如骆驼一样大踏步地跑啊跑。家里的太阳是从山那里出来的，又从另一座山那里落下了，这里的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赵林在书里写道，在上海，她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她左肩扛着被子，右肩扛着大米，手里提着袋子，就像春耕时爸爸左肩扛着犁，右肩扛着轭，手里还牵着牛下田的情景。

　　她嗅着衣着鲜亮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皂味儿，感到沾了人家的光。那时，外乡人在上海并不好找工作，只有抛光厂和农场要人。抛光厂的车间简陋得就像雨篷，飞舞的灰尘如同棉絮。四面都通风，铁锈泛着臭鱼的气味。100多台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砂轮和铁器碰撞冒出耀眼的火花，房梁上落下不知多厚的灰。工人戴着捂耳帽子，白色的口罩早已染成灰色。

　　在这个自行车大国里，赵林的工作是生产自行车的后座、铃铛和连接车把的零件。她聚精会神地拿起它们，放在砂轮上小心翼翼地摩擦，若人不小心碰到了砂轮，肉就被剐掉了。半天下来，劳动布做成的手套已经千疮百孔。很多做这个工作的人最后都成了缺少手指的残疾人。赵林曾经不慎把膝盖沾上了砂轮，血像喷泉一样涌出。

　　她觉得自己更丑了。农村人身上的“土”拍也拍不掉。“我是乡下的，我跟人家不能比。”在《蚁群》的首发式上，赵林穿着黑色的棉服，杵在台上。头发绑到脑后在低处打了个结，脸色蜡黄。这个本该是主角的人站在最角落的位置。一旁，是穿着红色、驼色大衣，纤细丝袜的“女领导”，名牌围巾在她们的脖子上耀眼夺目。

　　“你说我妈那个熊样儿，怎么还会写书？奇了怪了。”25岁的露露是赵林与第一任丈夫生的孩子。

　　出嫁那天，赵林的嫁衣不红，堂姐把自己的红袄子脱下来借给她。丈夫九斤生得一米九的大个子，不胖不瘦，浓眉大眼，雪白干净。他的字像人一样好看。赵林喜欢识字的人。

　　露露8个月，分家的时候，因为一个锅盖，婆家一家老小对赵林拳打脚踢。那天，九斤穿着结婚时赵林给他买的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掐住了她的脖子，一边掐一边喊：“我让你去拿锅盖，你还要锅盖吗？”

　　赵林浑身颤抖如筛糠一样，耳朵一阵轰鸣，说不出话来。她快把嘴唇咬掉了，只连着一点点皮。从那一刻起，这个南方偏远乡村的农妇决定，离婚。

　　1991年，他们在照相馆给女儿拍了一张照片，每人留了一张。路上，女儿咯咯地笑着，她一出生便在动荡中，女儿很漂亮，赵林说像父亲，不像她。

　　谈到如何走上写作之路时，赵林说：“因为在写作里自己可以随意创造，就像是命运的主宰者，我可以捏出各色事物。”她在小说里不用化名，真实的名字让她更有感觉。“在小说里，我想把谁干掉就把谁干掉。”低眉顺眼的赵林忽然来了精神，提高了音量。

　　一个缺乏美貌的女人，拖着孩子，又是外地人，她跟浙江人相了4次亲，一般人都不要这样的，怕她是骗子，骗了钱就跑了。

　　第二任丈夫是拉板车的，嗜烟酒如命。长得丑，脾气也不好。他没有固定收入，房子是租的。领结婚证那天，赵林的表情愤愤的。

　　这时候打工已经风靡全国，打工者肩膀挨着肩膀，行囊碰着行囊，如蚂蚁一样顺着撒满蜜糖的道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赵林在书里写，蚂蚁们磕磕绊绊，挤挤挨挨，有的被磕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摔得半死。有进了收容所的，有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投江淹死的，有爬火车被抓住跳窗跌死的，有急成精神病的。

　　浙江翻砂厂和上海的抛光厂有很多相似之处，灰尘大，干活儿一天人就变得不像人了，像从染缸里捞出来一样。“吐出来的痰就像一滩黑鸡屎，头发像刷了水泥硬邦邦的”。

　　2012年，赵林和丈夫在翻砂厂给人做饭。这是少有的夫妻二人并肩作战的日子。他听了赵林“蚂蚁”的比喻，对她说，“我是一只喜欢你的蚂蚁，愿意跟着你爬来爬去。”

　　不知什么时候，丈夫脾气没有了，连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这正是赵林心中的好男人。

　　赵林在卖饼的空隙写作，有时灵感和生意一同来了，她会放下笔，拿起铲子。“卖饼和家务是第一位的，写作是第二位的”。

　　有时赵林写了一段，丈夫就问：“写哪儿了？有没有写我？”

　　她说：“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