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什么？写我爱喝酒吗？你要把我写得坏坏的，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反面教材，让孩子们以我为戒。”

　　2012年，她的文字第一次拿到了一个小奖，像是苦尽甘来的预告。

　　一年后，丈夫因肺癌去世，留下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赵林一辈子都在向往高处的生活，现实却不停把她往下拽。

　　“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快要死了，她想见到一个人，在相见之前，这个人支撑着她，她就不会死掉。”赵林坐在充满油烟味的葱油饼店里，幽幽地说，文字就是她想见的那个人，是她的念想。

　　88岁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奚落她：“都这么穷了还写什么书，你不要把脑子用坏掉了！”

　　她已经三四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上一次回娘家，家里冷清得很，青壮年打工去了，家里只剩老弱妇孺，田地荒芜得不像样子。别人问她在外面忙些什么，她很想吹吹牛，说自己在大公司里当领导，但她卖饼的脸晒得黑，谎话行不通。

　　她有时像嘲笑自己的容貌一样嘲笑写作：“我写作完全是因为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果我要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很可能就不会去写作。正如我老家一个女的，喜欢唱戏，她一亮嗓子就把人唱跑了，她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嗓子差，还缠着戏班班主收她进剧团，被人当成了笑柄。我也一样。”

　　赵林说她写书远没有做葱油饼更合适。

　　写书对她来说是件羞涩的事，比如卖葱油饼的间隙，她看了几行书，要是被人发现了，“就如偷了汉子一样使我面红耳赤”。即便已经写了6本书，她也不敢对人说，“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我来写书”。

　　“我们就是一群蚂蚁。”她说。为了生存，冒着被踩死的危险，到处颠簸，连人家的锅台也敢爬上去。“我们渺小，渺小得看不上眼，所以才能在夹缝里得以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