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在中华大藏经编辑室办公室。资料图片

　　一个人在去世以后，人们最怀念他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创立的不朽功业？是他留下的丰厚遗产？还是他伟岸高尚的人格？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诞辰100周年。回忆起与老馆长朝夕相处的日子，同事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他给国图建了多少楼、收了多少书，而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平凡无奇的小事。正是这些平淡如水的小事至今萦绕在同事们的心中，让他们每次一想起老馆长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微笑。

　　爱古籍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编订完成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他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他难道不想自己写点东西？来找他要求重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社也很多，但他都不同意。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担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当时心中就有这样的疑问。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图出版社新招的几位博士生业务水平出众很适合编辑岗位，但因编辑是为人作嫁衣，不如自己做研究有名有利，最终纷纷出走。“留不住人”成了郭又陵心中的痛。他向任继愈汇报了相关情况，任继愈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你们要对年轻的编辑把情况讲清楚，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发展得很快，但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还远远没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给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做好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文献整理的准备。”

　　郭又陵恍然大悟。“你看他编了多少书，《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二十四史》《清史稿》《敦煌遗书》《宗教史丛书》《佛教大辞典》《中国文化史知识100部》……他编了这么多书，就是在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和典籍，编起来留给后人，方便他们研究。”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他曾经跟我说，我今年92岁了，我估计自己还能活5年，够我把这两部书写出来。结果任老2009年就过世了。”郭又陵摇头叹息。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以他的贡献和地位，拿一个出版政府奖是很容易的，但他绝不参评。不但不参与评奖，他甚至拒收《中华大典》的编辑稿费。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郭又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