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钱

　　在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们口中流传着好多任继愈“不爱钱”的故事。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我给老先生送去了，拒收。他说我有衣服，要置装费干什么？我说这是规定，他就不要。但是现金领出来了怎么办？再送回去吗？在账上怎么办？财务那儿也不收，手续很麻烦。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他秘书出的主意，说任先生有一笔支出。因为他当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知名度很高，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老给他写信，大部分是不认识的，让他帮忙查书，然后影印。影印是要花钱的，正好用这笔置装费在秘书科专门建一个账，一笔一笔从这里走。”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任继愈说，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根本不是学生掏的，“一个清贫的边疆省份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哪能掏出来一万五啊，这是任先生自己掏的钱。我把钱给任先生退回去，任先生不收，我也不能收。没多久我突然收到一份捐款证书，是‘母亲水窖’发给我的，写的捐赠人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都免费题字，分文不取。而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就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平原县的图书馆，任先生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两袖清风。”郭又陵说。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说：“在任老的身上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所共有的那种特点：深沉厚重的爱国精神、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任老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图人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