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不达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大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曾任国图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说。

　　国图新馆玻璃门的质量很好，透明度很高，常有读者没注意撞到鼻子。任继愈就要求行政部门在所有玻璃门上都贴上彩色贴纸，提醒读者注意安全。“这些全是小事，但他一个馆长就能注意到这么细的事情，确实难得。”黄润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