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抗战

　　《野葫芦引》前三卷是设置在“明伦大学”八年抗战的历史脉络中的，它以“南渡”“东藏”“西征”为叙事结构，谱写了一代中国学人的抗战史诗。

　　我们熟悉的抗战小说，绝大部分是描写农村敌后战场的（如《铁道游击队》《风云初记》），还有以抗战为背景的（如《围城》《未央歌》）。《野葫芦引》却与之完全不同，它全面、细致、深入地刻画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里绝无仅有。

　　于此意义上讲，《野葫芦引》是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

　　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也有评论者认为，宗璞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

　　宗璞说，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境界与现在的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她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

　　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宗璞自认为写得还不够。“野葫芦”是一段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故事，是小说，也是历史。“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

　　“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野葫芦引》中，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抗战，投身抗战，在羁绊中奋勇成长，在实践中摸索前行，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蜕变。这样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是“不得不写”的——

　　“第一，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共2000多人，从军者800余人，当时别的大学如重庆中央大学，从军的也很多，从军抗日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第二，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是我的责任；第三，从全书人物的发展看，走上战场，也是必然的。玮玮在北平沦陷后，就憋足了劲要去打日本；第四，我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这段历史对我有一种亲切感。现在用各种方式写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多了，但《西征记》是独特的，我是尽心而已。我看见一篇评论说，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气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我很感动，还要继续努力。”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

　　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三昧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宗璞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是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他们陪伴了自己30余年，是老朋友了。

　　“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小说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宗璞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最初写《南渡记》时，宗璞为人物写了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有在心中默记了。这些人物也似乎胆大起来，开始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了。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